(66)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272-279.
    (67)马尔多尼乌斯的做法显然并不一定符合时任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的意思，因为就在前一段，希罗多德提到，阿尔塔普列涅斯将小亚细亚希腊人城市代表召集到萨狄斯，要求他们不得再相互战争，并且按时交纳贡赋，并无片言论及政治上的其他变革。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418—419页；［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266页；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211-213。
    (68)Simon Hornblower, Mausolus, pp. 141-157.
    (69)［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40—649、657页。
    (70)［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661—678页。
    (71)万人军穿过亚美尼亚时，途遇波斯将领提里巴佐斯。他与万人军签订了一份条约，条件是他不会加害希腊军队，希腊军队不焚毁房舍，但可以取用所需要的一切军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协议基本为波斯人遵守。提里巴佐斯仅仅率兵尾随，并不交战。这个事例间接佐证了波斯总督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上的自主权。见［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97页。
    (72)Xenophon, Hellenica, I. 5. 1-8; II. 1. 8-15, trans. by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73)［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3页。
    (74)Xenophon, Hellenica, I. 2. 1, 8-9.
    (75)［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100—103页。
    (76)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 51.
    (77)［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55—356页。
    (78)帕罗斯人选择那些农庄耕作良好的人掌握权力，并命令其他人服从这些人，从此在米利都恢复了和平。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56页。
    (79)当米尔提亚德斯提议希腊人接受西徐亚人提出的条件，摧毁浮桥并撤回希腊时，希斯提埃伊欧斯特别提醒在场的诸位僭主。他们的权力源自波斯的支持。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第318—319页，(下册)第348、353—354、356—357页；Alan M. Greaves, Miletos: A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96。
    (80)［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501—503页。
    (81)［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405、418页。
    (82)［古希腊］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第2页。
    (83)Xenophon, Hellenica, IV. 8. 5. 霍恩布洛尔的看法请见Simon Hornblower, "Asia Minor", in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209-233。
    (84)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pp. 312-316.
    (85)库尔特似乎认为，总督官邸设有完善的行政机构，并且对地方共同体享有绝对权力。但她并未提供总督府官僚机构的详情，而我们拥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论断。见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p. 690-691。
    (86)巴尔策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认为在总督之下另有系统的地方行政系统，在各个城市中有波斯人直接任命的将领和统治者。希罗多德确实提到，在塞斯托斯、库麦、埃昂、勒姆诺斯和多利斯库斯等地，都有波斯人任命的官员，并且明确言及在发动远征之前，“在色雷斯和海列斯彭特的到处就都设置太守了”。不过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应用到帝国全部，或者说在帝国时代一直如此，肯定有疑问，因为希罗多德明确言及那只限于上述两个地区，而且是在远征之前设置的。他后来提到的例证，有些虽然属于战争之后继续的存在，但他们显然因军事行动需要特意设置，因此很可能是临时措施。库克已经指出，库麦太守(hyparch)的设置，可能是因为当地为波斯舰队集结地。其他如埃昂、多里斯库斯等地，则因为刚被征服，并且遭遇到希腊人的军事威胁，需要指挥官。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第355、482、506、543页；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pp. 175-176; Ilya Gershe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p. 272。
    (87)波斯帝国肯定存在某种程度的官方文书档案，可能也有王家编年史之类的记录，但在当今的波斯文献中，除少量波斯王家铭文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波斯波利斯文书表明波斯帝国维持着庞大的实物再分配系统外，这类史料几乎都“失踪”了，导致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希腊人的记载。而希腊人的兴趣，主要是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西部行省，特别是小亚细亚地区，偶尔涉及宫廷内部的斗争。对于帝国东部和南部行省地区，尤其是那里的总督与国王的关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关于波斯帝国可能存在官方档案与编年史的记载，请见《圣经·旧约》《以斯拉记》，中国基督教协会新标准修订版，新标点和合本，第707页(关于居鲁士下令修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诏令)；《以斯帖记》，第752页(国王深夜阅读王家编年史和文献)。关于波斯帝国史料偏向的一般讨论，请见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5-9; J. M. Cook, The Persian Empire, pp. 11-24。
    (88)David M. Lewis, 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edited by R J. Rh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5-331, 345-361; Davi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utumn 1976 in Memory of Donald W. Bradeen, Leiden: E. J. Brill, 1977, pp. 3-26; 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pp. 123-125.
    (89)据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608页)记载，当薛西斯自希腊渡海返回亚洲时，途中遭遇风暴，船夫建议减轻船上的重量，于是一些波斯贵族为了拯救他们的大王，自愿跳入大海，船只得以安然返回。此事或许属于虚构，却反映了希腊人有关波斯王权的观念。
    (90)希罗多德记载的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经萨狄斯到苏萨的道路名气最大。但波斯帝国的道路绝不只有那么几条。波斯人利用亚述和巴比伦时代留下的道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以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为中心的道路网，分别通向帝国不同地区。一些新征服的地区，例如色雷斯等地，也修建了道路系统(包括架桥和开凿运河)，见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pp. 177-178; N. G. L. Hammond, "The Expedition of Xerxes", in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p. 526-527, 538-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