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色诺芬的看法，波斯大王控制总督的方法主要是两个，一是军政分治，一是王之耳目。用居鲁士本人的话说，“在我们所征服的城市里有一些我们的驻防部队和指挥人员：我将他们留在那里，只要求他们驻守城防，而不希望他们去干涉任何其他事情。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够按这样的命令去做，因为他们都很恪尽职守。不过，我还要指派另外一些人去做总督，去管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人，接受他们的供奉，让他们为驻军提供粮饷，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总督的责任是管理当地人，征收赋税，并为军队提供给养。驻军长官除接受他本人的命令外，不受任何其他人制约。据说居鲁士如此安排的目的，是考虑到“如果哪个总督因为自己富庶或者自己身后臣民众多就想独立或者图谋不轨的话，那么，他马上会现场遭遇反击”。(52)
    所谓王之耳目，根据色诺芬的看法，并非专门针对总督，而是针对国王所有的臣民。据说居鲁士通过慷慨的赏赐，创造了一支庞大的“国王的耳目”队伍，而且对于这些人，国王特别乐于倾听，“不管什么人，只要声称自己听到或者看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国王都会去听一听”。由于他们的存在，所有人都感到自己被国王监督，因此全国无一人敢说国王的坏话。(53)
    然而，色诺芬的说法是否属实，在学者中存在不少争议。《居鲁士的教育》不过是一篇历史小说，并非真正的历史。就色诺芬个人的写作动机来说，他希望通过描绘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的成长经历和创立的制度，创造一个理想君主的形象。因此，色诺芬从来没有宣布，他所说的一切完全符合波斯历史的实际。此外，波斯历史长达200余年，总督与驻军指挥官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变化，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首先，有关王之耳目的说法，虽然研究波斯历史的学者们花费了不少精力，却并未在古代伊朗文献中发现任何踪迹，因此当今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样的一支队伍，也许只存在于色诺芬的想象中。而想象的来源，可能是希腊城邦僭主们的做法。(54)其次，关于驻军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恐怕远较色诺芬的记载表面看上去复杂。色诺芬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不一致，他实际上承认，有些总督享有统帅军队的权力，或者手中直接掌握着军队，“每位总督都要不断提高由波斯人和那些跟随他的盟军组成的骑兵部队以及战车部队的作战能力”。“居鲁士提出这些要求后，又给每位总督派去了一支部队。”(55)当亚历山大入侵小亚细亚时，统兵抵抗的是当地的总督。公元前4世纪中期参与反叛的那些总督们，肯定掌握着军队。公元前5世纪末和前4世纪初小居鲁士担任小亚细亚地区总督时，同时兼任“集结在卡司特卢斯平原所有军队的司令官”。后来，他以自己与提萨弗奈斯有争议为由，招募军队，并以萨狄斯驻军长官是他的下属却对他开战为由，把后者处死。(56)如果我们进一步往前追溯，则会发现，早在大流士时代，波斯总督实际已经取得统兵权。贝希斯敦铭文中出现的大流士的将领，有些就同时是行省总督。(57)我们前面提到的阿里斯塔戈拉斯打算进攻那克索斯时前往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处提出请求，后者在尚未征求国王同意的情况下，直接答应提供军队。如果波斯总督不能掌握军队的调动，则阿尔塔普列涅斯断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同样是在大流士时代，当萨狄斯总督表现出反叛波斯大王的苗头时，希罗多德说他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位总督有1000名的波斯兵组成的亲卫队，又是吕底亚、伊奥尼亚和弗里吉亚的总督。(58)它们表明，也许从波斯总督产生之时，就已经获得了统帅军队的权力，尽管在使用军队时，他需要取得国王的认可或批准。一般认为应当存在的驻军长官与总督相互告发的案例，在波斯历史上并不多见。倒是有例证表明，驻军长官有时和总督是亲戚，甚至是兄弟。(59)
    如果这两点都不能成立，那么，波斯大王除任用族人和波斯人担任总督，以共同利益和赏赐维系忠诚外，是否还有其他手段？答案当然是有。从国王的立场来说，是总督的军事行动一般需要得到国王批准。前引阿尔塔普列涅斯对阿里斯塔戈拉斯的言论，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有关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外交联络，虽然很多时候是通过波斯驻小亚细亚的总督们，但他们的谈判也需要取得国王的同意。这里再次体现了波斯权力的特征：国王直接与总督发生联系。总督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是国王以官职和赏赐维系总督的忠诚，总督则以忠诚回报国王。(60)当然，忠诚有时并不完全可靠，所以国王也会动用其他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并非完全是制度性的，而具有随意性和个人特征。在总督的属员中，有些人如王室秘书等，有着王室背景。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国王的支持。总督的下属们也都清楚，他们不仅为总督工作，更为国王工作。所以，当巴该欧斯前往萨狄斯处置意图谋反的欧洛伊特斯时，他首先用国王的书信试探包括王室秘书在内的总督府职员们和卫兵们的态度。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他轻松除掉了欧洛伊特斯。(61)此外，不同地区的总督之间会相互监督和告发。当小居鲁士打算兵发波斯争夺王位时，首先向国王阿塔薛西斯提出警告的，并非居鲁士的任何下属，而是与之早有嫌隙的邻省总督提萨弗奈斯。(62)考虑到波斯总督区相互连接，一旦某个总督有所异动，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相邻地区的总督。于是，邻近地区的总督就会率先告发。达塔麦斯的事例表明，虽然中央政府中似乎并无专职监察总督行为的机关，也缺乏定期审计总督行为的制度，但仍有其他近臣出于不同动机，向国王告发总督的行为。个别时候，总督的属员或者亲属会向国王告发。(63)总体上看，波斯大王对总督的监督虽不能说完全成功，但在很多情况下，它确实有效。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总督人身依附于国王，权力来自国王，并且受到国王监管，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督在所有事务上都听命于国王。在自己的总督辖区内，他仍拥有非常大的独立性和权力。
    这种独立性首先表现在军事上。虽然名义上总督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取得国王的认可，但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肯定会拥有独立行动的权力。仍然以阿里斯塔戈拉斯对阿尔塔普列涅斯的请求为例，后者事实上已经做出了判断，并且答应提供军队，规定了军队的数量(200条战船)，不过需要报告国王批准，而且他相信，国王会批准。公元前4世纪初，当斯巴达入侵小亚细亚时，总督们为了对抗，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向国王报告。当总督们在自己的辖区内需要对付某些不大顺从的当地人部落或城市时，也许会享有类似的自主权。公元前4世纪初西部的总督如奥隆特斯、提利巴佐斯、阿布罗科马斯等，都曾经未经请示发动过一些小规模的行动。(64)同样，当小居鲁士和提萨弗奈斯发生纠纷时，色诺芬明确提到，虽然波斯大王将沿海城市赐予提萨弗奈斯，这些城市却大多投奔居鲁士，只有米利都例外，于是提萨弗奈斯处死了一些人，流放了一批人，以保证对该城的控制。可是，“居鲁士把这些流放的人收归部下加以保护，征集成军，从陆、海两路围攻米利都，力图使这些流放者复归原城。”色诺芬尤其提到，“阿塔薛西斯并不反对他们两方交战，特别是因为居鲁士还经常把他管的原属提萨弗奈斯的城市的进贡品解送给国王，这就使他更不在意了。”(65)双方的这类行动，不管是居鲁士，还是提萨弗奈斯，都不大可能每次都向国王报告，而会自主决定。而国王关心的，不过是总督缴纳的贡赋。似乎只要总督们履行自己纳贡的责任，则他们之间偶尔发生冲突，并不为国王关注。
    其次，总督的行政管理基本独立。文献中留下了不少国王直接干预地方事务的记载，典型的例子是耶路撒冷圣殿的修建。当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打算修建圣殿和设防城市时，河西总督曾经上书国王反对。但犹太人搬出了居鲁士的诏令，让圣殿的修建得以持续。后来，当犹太人打算为耶路撒冷修建城墙时，总督再次表示反对。但因为负责城墙修建工作的耶利米直接受命于国王，总督的反对再次归于无效。(66)在小亚细亚，国王的将领马尔多尼乌斯在公元前492年发动对希腊的远征前，废止了沿海希腊人城市的僭主政治，改行民主政治。国王阿塔薛西斯将马格尼西亚等三座城市(显然是租税权)授予逃亡波斯的地米斯托克利。此外，在小亚细亚，还有其他一些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封地。这些变更和封赏，很难说都经过当地总督的同意。(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