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论
    前文的主要资料来自希腊人的记载，除少数铭文和书信外，很少运用波斯人自己的编年史和相关记载。所涉及的地区，几乎全部限于西部行省。据此勾勒出来的图景，不免带有希腊人的偏见，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波斯帝国疆域广大，历史悠久，抛开那些从未设立总督的地区不论，即使同为行省，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情况也必然存在众多不同。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地方总督世袭变得越来越普遍，总督的独立性有所增强，最终对王权发起了严重挑战，引起波斯全帝国的大动荡。然而，作为一直与波斯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希腊人，特别是其中的某些人，如克泰西亚斯、戴摩凯戴斯、希罗多德等，肯定到过波斯游历，并与波斯官方人士有所接触，他们的记载，也难说到底有多少偏见。同时，一些波斯贵族，如曾参与大流士政变的七人之一的后代曾逃亡雅典，可能与希罗多德有直接交流，希罗多德有关大流士政变的记载，可能直接来自波斯人的传统。所以，希腊作家的记载仍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值得我们给予适当的信任。(87)事实上，克泰西亚斯和戴摩凯戴斯曾长期在波斯宫廷担任御医；波斯宫廷的管理人员中，也不乏希腊人。地米斯托克利、戴玛拉托斯等希腊逃亡者长期居住在波斯，据称都很得波斯国王尊重，戴玛拉托斯还就大流士挑选王位继承人问题发表过意见，后来多次在希腊问题上向国王提出建议，公元前480年曾陪伴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其后代公元前4世纪仍居住在小亚细亚；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也曾被波斯国王命为顾问，在伊奥尼亚希腊人暴动时，曾受命返回伊奥尼亚平定起义；在波斯波利斯文献中，财政大臣帕那卡手下有一位被称为雅乌那(Yauna)的职员。雅乌那不大可能是真名，也许就是普通希腊人的代称。波斯逃亡希腊的人员确实不多，但公元前5世纪末逃亡的佐披罗斯为波斯高官，其祖上一直显赫，至少了解波斯自大流士以来的历史和宫廷传统。因此，希腊作家的记载中，不仅包含身居波斯的希腊人提供的资料，而且有波斯人自己提供的传统，加上古典作家们自己的采集，确保了有关波斯记载某种程度的公正和全面。希罗多德有关波斯帝国总督区的划分和大流士登基的记载，与贝希斯敦铭文惊人的一致；他所列举的薛西斯远征希腊期间的高级将领名单，都已经被证明具有相当的准确性。(88)基于上述，希腊人的记录，如果适当辅之以波斯人的文献，仍可以让我们做出某些以整个波斯帝国为背景的概括。
    这幅图景给人的感觉，其最突出的地方，是波斯帝国的统治，好像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波斯国王大权在握，控制着帝国的一切。他掌握着帝国所有重要官职的任命，以及帝国最为重要的财政资源，通过赏赐和忠诚，控制着波斯的达官显贵。帝国所有的官职，从职能到称呼，大多表现为国王的仆从。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需要而且愿意为国王牺牲。(89)通过遍布帝国境内的道路、通讯系统，(90)国王不断派出信使，以书信指导、控制着地方总督的事务。那些不忠诚的总督，如达塔麦斯、欧罗巴特斯等人，要遭到国王或早或晚的惩罚。在波斯帝国的一些关键地区，例如西里西亚关口，肯定驻有王室的军队。当地方总督反叛之时，他们会第一时间报告国王，并且成为阻止叛乱的基本力量。有些本来处于总督统帅下的军官，可能也会成为国王的耳目，报告总督的情况并设法阻挠总督的行动。小居鲁士起兵反叛其兄长之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处死那个与他作对的军队长官。在帝国内拥有封地的波斯贵族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波斯庇护的流亡者，因为他们地位的维持来自国王，肯定也会为国王提供这样那样的相关情报，让国王了解地方总督的作为与施政。(91)前引大流士致加达塔斯的书信表明，国王可以对地方总督非常具体的行政行为(移栽果树和对阿波罗的土地征税)进行干涉。总督多年来的顺从和忠诚，暗示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大体有效。
    普通臣民的命运，更可能因为国王的一道旨意被彻底改变。吕底亚富翁皮提欧斯自费招待国王薛西斯，因此得到大王的赏赐：国王从自己的财富中拿出7000大流克，让皮提欧斯的现金凑足了400万之数。然而，当皮提欧斯随后请求国王免除自己一个儿子的兵役、以便将来可以继承家产时，薛西斯震怒，虽然碍于承诺答应了他，但把这个儿子劈成两半放在行军道路的两边，以警告其他可能提出类似请求的人。而薛西斯这样做的理由，是“一个人的精神就住在他的耳朵里，当他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充满了欢喜，但当他听到相反的话时，全身便胀满了怒气……你对我的款待挽救了你本人和你四个儿子的性命，但是要罚你最喜爱的一个人的性命”。而那位在渡海中以其建议挽救了波斯大王性命的船夫，在船只靠岸后，因救了国王的命被赏赐一顶金冠，接着就因他的建议让许多波斯人丧命，而被国王砍头。(92)国王权威的神圣性，得到了大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护佑。为了创造国王的光辉形象，帝国通过仪式、文件以及视觉艺术，把国王打造成为高大威猛、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公正仁义的君主。如果说波斯帝国以宫廷为中心，而宫廷的中心人物，无疑是国王。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的王权确实是专制的。(93)
    可是，这位无所不能的君主，首先是在中央，缺乏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专门机关。用布隆特的话说，是“阿契美尼王朝的国王们凭借他们伟大的神灵阿胡拉马兹达进行专制统治，但他们还不曾发展出任何完善的官僚和军事体系支撑他们的权力”。(94)虽然布隆特的论断不免过头，因为波斯波利斯和苏萨发现的大量文书，说明波斯帝国维持着完善的实物配给系统，一些关键的地区，驻扎着国王的军队，驿站也有专人负责，并通过信使发布各种命令，但不可否认，国王权力的行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王个人的意愿和能力。“我们所讨论的专制主义，显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个人意见重要的体系，大量决定仰赖于国王本人的性格和偏好。”(95)这种以个人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专制统治，可以表现得非常专制，中央官员的任免和荣辱，取决于他们与国王的关系和国王个人的喜好，体现出强烈的专制特征。而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时，国王的权力主要体现为对总督的任免，以及偶尔的直接介入地方共同体事务。在日常活动中，总督则在自己的行省内享有政治、司法、军事和外交近乎自主的权力。总督府的宫廷，虽然无法与苏撒或者波斯波利斯的宫殿相提并论，但同样豪华而热闹，是王庭的微型版。(96)地方反叛者攻击的第一目标，是夺取总督府所在的城市。(97)
    不过，总督的无限权威，似乎到总督府为止。地方共同体和城市的事务偶尔可能受到总督的左右，并被总督的决定改变。但总督对地方共同体的掌控，很大程度上限于对地方统治者的任命，程度似乎不如国王对总督的控制。这些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很多情况下大体自主。亚美尼亚村庄和希腊人城市的历史似乎表明，国王和总督能够影响到村庄，但总体上说，有关村庄内部的事务，例如税收的减免、公民权的授予，有时可能还有具体治理方式的选择，都由共同体或者城市自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