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近代中国领土的得失,影响了海关统计范围的变化,从而影响到进出口分类的变化。由于领土的丧失,原来本属于国内的贸易因此在海关统计中被当作国外贸易,由此形成的海关统计数据的变化,其实质还是中国贸易数量本身的变化,而不是贸易总值中海关份额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领土的变化造成原属国内贸易的份额转变为国外贸易的组成部分,影响了海关统计数据的变化,贸易本身未必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利用海关统计数据时,必须注意到海关统计数据与海关统计范围的对应关系,否则,就难以对海关统计当中进出口贸易数量的变化做出正确的解释。 第三,海关统计中,商品种类的表单与类别的划分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特定时期,全国与不同的口岸之间的统计术语是不一致的。这就为分析同一口岸商品结构的变化和比较不同口岸商品构成的差异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四,不同时期的海关文献,使用不同的价值单位(西班牙银元、本地两、海关两、金单位、国币),在一些年份里,进出口采用不同的单位,与外币的兑换比率是连续变动的。因此,利用海关统计数据时,往往需要进行必要的换算。 第五,有时,单各港口的相关数据存在重复计值的问题,但往往并没有对此作出必要的解释。 第六,出版的海关统计中缺乏通商口岸之间贸易的详细记录。洋货在国内的贸易情况,通常也没有详细的报告。海关数据不完全载明来源国家(中国口岸的进口)与目的地(出口),在某种程度上贸易中将香港、鹿特丹、安特卫普、热那亚混在一起。缺乏通商口岸之间贸易即埠际贸易贸易的详细记录。 在利用海关统计资料的时候,必须要对其以上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应利用其他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正,或做出充分的说明。除此之外,在利用海关出版物时,还应注意到,绝大多数海关出版物毕竟是出自洋员之手,难免或多或少带有“西欧中心观”的思维定势,有些记述和评论存在有失客观或强为之解之处,是需要对此加以辨别的。 三、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流传、收藏、整理与研究 (一)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流传、收藏的基本情况 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发的第179号通令“为发海关出版物分发、保管及使用之指令事”,规定当时发行的六类出版物中,唯有“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而此三类也并非完全为了向公众发行而刊印,而是为海关自身的工作,只有在海关内部赠送和造册处留存以后剩余部分才可以发售,而且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仅仅在上海、香港、伦敦、横滨等四个国内外著名的商埠的各一家书店公开出售。1883年在上海和国外开始发行《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等少量出版物。按《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第一卷出现于光绪元年(1875年),是该年的统计系列第5号、英文版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75的中文摘译本,但笔者在此报告以及稍后几年的报告中并未找到向公众发售的迹象。光绪九年(1883年)编制的第九卷的扉页上出现旁注:“设立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印,交香港、上海以及日本横滨等三口于别发洋行发售”,可见总册是在光绪九年才开始在以上三口通过别发洋行发售的。 据此可见,由于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的第179号通令作出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的决定,海关出版物才开始进入国内外少数城市的书店。但依据笔者的阅读,即使在1883年以后,似乎只有那些用中文刊行、或一书同用中英两种文字的海关出版物,才得以在书店发行。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国内外绝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无法找到稍多的海关出版物,而由于它是出版物而非档案馆收藏的档案,在各地档案馆中寻找自然更难。那么,现存的旧海关出版物主要收藏于何处呢? 2001年由中国海关总署和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中国旧海关史料》,在其“前言”中说明此书的资料来源为:1980年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将旧政权中央级的档案资料统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原放在陕西华县海关总署档案资料后库、天津海关、上海海关三个地方的旧海关档案资料,集中到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并整理。整理中发现尚有缺漏,于是在编辑《中国旧海关史料》时,又寻访了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的部分图书馆、档案馆,进行补配。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年代(尤其是伪满时期)的海关资料尚未收齐。[2]如此看来,在经过面向全国的搜集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旧海关档出版物,应是全国最多最全的。 滨下武志先生说他利用日本所收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由于目前无法在某一个收藏机构浏览全部的海关发行物,所以本目录是参照了多个藏书机构的产物”。[1](P780)这些机构,主要属于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国立国会图书馆等。这说明旧海关出版物在流传到日本以后,为日本一些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收藏。 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SOAS),是英国收藏中国旧海关资料最多的单位之一。查1973年该学院图书馆所编的书目《中国海关文献,1860-1943》(Paper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0-1943),可知其收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基本情况。据笔者对该书目的阅读,发现亚非学院所收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虽有一定的数量,但缺漏很多,不成系统。 在所有收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单位中,哈佛燕京图书馆应该说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收藏机构。据笔者的统计,海关出版物第一系列,哈佛收藏464期(卷),占全部506期(卷)的91.7%,装成281册。可以说,第一系列的基本部分哈佛绝大部分都有收藏。而在第二至第七系列另加系列外之书的504期(卷)中,据笔者统计,哈佛收有212期(卷),占总数的42%,装成142册。可以说,第二至第七系列外加系列外之书哈佛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封里或扉页上,一般都有Gift of……From……等表示图书来源的文字,用来说明赠书者的名字和赠送日期。由此可以看出,给哈佛赠送中国海关出版物的机构基本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或它下属的伦敦办公室,送书的个人则都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重要工作人员。能够收到持续不断的赠书,应该是哈佛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原因。 除此之外,经笔者的多方搜求,发现上海海关档案馆,还存有与其他机构不重复的未刊出版物100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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