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考灵曜》“地动说”的价值
    《尚书考灵曜》“地动说”是异于盖、浑、宣夜三大宇宙模式的一种奇特的宇宙结构理论。它通过建构地体与星辰的多重运转模型来解释一年四季中星空以及太阳高度的变化原因，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首先，《考灵曜》“地动说”的宇宙结构模型是“地体-恒星天球(恒星所在)-四表天球(日月所在)”多重结构模式，这与今天所发现的“地球-太阳系(日月所在)-银河系(恒星所在)”的宇宙结构模式从宏观上具有一致性，只是受当时科技水平所限，恒星与日月的顺序颠倒。而在其后千余年间，中外思想界都没有出现其他相类似的宇宙结构理论，直到现代科学通过观测和计算，才发现了宇宙的多重性本质。《考灵曜》的作者仅靠一般的观察和推算，就能在两千年前提出如此先进的宇宙论，实在是令人敬佩的。
    其次，《考灵曜》“地动说”是古代最早成熟地提倡大地运动的学说，与古代长期流行的天动地静说相比，《考灵曜》“地动说”更加接近于科学事实。古代人们一直主张天在旋转，而大地是恒静不动的。这也是古代阴阳思想“阴主静，阳主动”学说的来源和基础。天动地静、天阳地阴、天尊地卑是古代纲常伦理学说立论的重要依据。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2)，“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33)。甚至古代许多专门研究天学的流派与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坚持天动地静之说，《周髀》家主张天转地静说，浑天家张衡在《灵宪》一书中也认为“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34)。直到宋代大儒朱熹，还坚持“天圆而动，包乎地外，地方而静，处乎天中”(35)、“榷在中间，岿然不动”的说法(36)。不仅中国的古人如此，世界其他地方的古文明中也多有主张地静说者，在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地动说”时，还被视作大逆不道，其支持者布鲁诺甚至被处以极刑。与之相比，《考灵曜》在公元前就提出地体恒动不止的“地动说”，实在是极为宝贵的。因而李约瑟称赞道：“极端人类中心论那种关于地处中央而不动的说法在欧洲曾那样束缚人们的思想，而在中国天文学思想中却不曾留下痕迹。”(37)所谓“不曾留下痕迹”，即是强调《考灵曜》“地动说”为代表的大地运动理论的突出价值。
    再次，《考灵曜》不仅提出了“地动说”，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结构和运动模型。通过这一模型，圆融地解释了恒星、天极以及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变化。尽管通过计算发现这一模型还不够精确，但在当时的科技水平和知识背景下，能对天体的视运动进行不仅定性，还有半定量的解析，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不仅如此，《尚书考灵曜》还针对常人的感受，提出“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通过类比浅显易懂地进行解释，使得所提出的“地动说”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个比喻也是我国最早的相对性原理论述，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考灵曜》“地动说”并没有给出地体运动时的依托，即认为地体是悬空运动的，同样，恒星天球与四表天球似乎也没有什么承载之物，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为宝贵。相比于《考灵曜》，浑天家的学说是以水来托住天地，如张衡《浑天仪注》认为：“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宣夜说也认为日月众星“其行其止皆须气焉”(38)，均不及《考灵曜》之说更加接近事实。
    三、清“源”：《尚书考灵曜》“地动说”的来源
    《尚书考灵曜》大地运动的思想并非是在两汉之际突然出现的，也绝非谶纬作者们的突发奇想，它是有源头可循的，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
    首先，探究《考灵曜》“地动说”的源头，不能孤立地进行，而是应该将其作为谶纬学说的一部分来看待。《考灵曜》之所以提出“地动说”，与谶纬对天的关注与崇拜是分不开的。而谶纬的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则是来自于先秦齐地(东夷)文化。
    齐地先民热衷于奇思异想，尤其喜好研究天，因而天文之学十分发达。传世文献记载和当今考古发现都证明齐人有着悠久的天象观测传统，反映了齐地先民对于宇宙、天地的思考。《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与齐地相关的传说，无论是《大荒南经》的十日神话，还是《大荒东经》关于少吴国大壑的传说，都表明了齐地先民关注天地的习惯。尤其是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尊上所绘奇特的北斗图形(下图10)，更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东夷就已经萌生了天地运转的思想：
    图10(39)
    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