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为山东莒县大朱村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所刻。此图案外形象斗形，又在斗勺部绘了四个圆圈以象北斗的斗魁部分，因而学界一般认为此为崇祭北斗时所用的礼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它勺部的顶端，有一个明显的突起。这个突起正是象征着北斗所代表的天极。大汶口文化约为公元前4300-前2500年，根据计算，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之间，北斗与北天极十分接近，再加上北斗七星形状独特，也较为明亮，因而许多人认为北斗在此期间长久地充当过极星。(40)而此处陶纹顶端的突起，正是将天盖璇玑的观念与北斗联系在一起，强调北斗的极星功能。这表明，齐地早期先民已经对于天地结构进行了较多的思考，从而产生了天极、极星、天盖璇玑的观念，而这些观念都是旋转性运动中的基点，那么当地人必然早就已经有了天地转动的思想萌芽。谶纬思想与齐文化有着十分直接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其中的阴阳家思想、黄老道家思想、神仙方士之学以及颇具神秘主义思想的今文经学，都直接来源于齐地。关于天地结构和运动，东夷既早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许多新奇的想法，作为受到齐文化深刻影响的谶纬之学，延续齐人关于天地运动的思考，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此外，在齐地稷下学宫发展壮大的阴阳家关于天地的思考也对《考灵曜》“地动说”有着一定的影响。稷下阴阳家的代表邹衍有一个重要的学说“大九州”说，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其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41)。则邹衍认为，在我们所居住的赤县神州之外，还有别的州；在这些州之外另有大瀛海环绕在大地的外面。这显然是一种天地结构学说。这种海环绕大地之外、天再包裹着海和大地的思想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的多重宇宙结构的理论，或许这正是《考灵曜》“地体-恒星天球-四表天球”这种多重宇宙结构模式提出的基础之一。
    其次，《考灵曜》的“地动说”也受到早期大地运动思想的影响。
    关于大地运动的观念，《考灵曜》不能算首次提出。据今天所见文献，“地动说”的萌芽应当出现于《尸子》中，《太平御览》卷三七引《尸子·君治》曰“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42)，明确提出大地是向右运动的，而且起点就在毕昴两宿。但大地具体如何运动，运动的幅度为多少，现存《尸子》中不见论述。
    后人也有认为《考灵曜》的“地动说”出自《周髀算经》的。如后秦姜岌《浑天论》在介绍地之四游升降学说时，指出它们是《周髀》所云；而唐人孔颖达在《礼记·月令》的疏中，也明确提出“郑(玄)四游之极，原出《周髀》之文”(43)，即认为郑玄对于《考灵曜》“地动说”的注解源于《周髀》。但是检阅今存《周髀算经》，却丝毫不见大地运动的思想。然而透过这些记载，我们也可以猜测，《考灵曜》“地动说”虽然以浑天家说为主要基础，但其天地运动理论或许也吸收了一些别的思想流派的理论，比如盖天家的学说等。诚如李鹏举先生所言，《考灵曜》“地动说”是一种融合了浑盖两家思想的“奇异模式”。
    最后，《考灵曜》“地动说”也与西汉时期浑仪的设立以及浑天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虽然《考灵曜》“地动说”与浑天说并不完全相同，但从宏观来看，其天地结构确实带有浑天说的痕迹，尤其与浑仪具有直观上的一致性。《考灵曜》“地动说”无疑受到了浑天家的较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落下闳是最早设立浑仪以观测天象的天文学家。浑仪模拟浑天说的宇宙结构，由象征着天球的“子午环”和分别与大地地平面平行及垂直的“赤道环”、“赤经环”组成，并在赤经环面装置望筒，给天文观测带来了许多便利。落下闳通过浑仪进行观测进而制定了《太初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浑天一派的发展。到西汉后期时，浑天家已经在天学诸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使人“几几乎莫之能违”(44)。而谶纬之学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因而谶纬的天学思想必然也受到浑天学说的影响。《考灵曜》“地动说”中的“天”球在浑仪中可以通过固定于南北方向上的“子午环”来表示，而地体以天球为中心运转而形成的椭圆形轨迹，则与浑仪的“赤道环”相似。这样看来，地四游升降学说的提出很有可能正是得益于浑仪模型的启发。一般认为，谶纬的造作者们大多是方士化的儒生，他们与官府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必然也有机会通过浑仪进行天象观测，而后才有可能对于天地的大小设定相对确切的数值。所以我们相信，正是基于浑仪的设立和浑天说的盛行，《考灵曜》才提出“地动说”，并且给出相对确切的数据，建构出自洽圆融的第四种宇宙模式。
    四、《尚书考灵曜》“地动说”的影响与争议
    基于《考灵曜》“地动说”的圆融自洽性，它在西汉以后的社会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首先，关于天地的大小，孙吴陆绩《浑天仪说》曰：“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45)这明显是取自《考灵曜》“地动说”中的数据。晋皇甫谧在作《帝王世纪》时也对此加以沿袭，只是稍作修改。《开元占经》所引《古今通论》则袭用了《考灵曜》“地厚三万里”的说法。由此可见《尚书考灵曜》“地动说”在两汉六朝时期的影响。
    其次，《尚书考灵曜》中的大地运动理论较为完整详备，自成体系，被后来的浑天家们吸收，更加完善了浑天说的宇宙理论，为之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东汉后期至唐代的浑天家多信奉《考灵曜》“地动说”，甚至将其视作浑天说的一部分。后秦姜岌在作《浑天论》时，便大量吸取了《尚书考灵曜》中的“地动说”理论，他认为：“二分之日出卯入酉，正与地上平，故半表之径得天地相去十九万里，然则地处天半而下也。天游四面(表)而止，日道与四表等，不升不降，常与四表交错。”(46)这些都与《考灵曜》“地动说”一致。只是姜岌的其他表述认为恒星天球与地体应当同步运动，并且对于运动的方法也与《考灵曜》意见不同。对其分析发现，姜岌的这些理论虽然可以解释一年中太阳高度、日出没方位以及昼夜长短的变化，但却不能解释恒星位置的周年变化。唐代孔颖达也继承了《考灵曜》的天地结构运动模式，认为“地与星辰俱有四游、升降”，但对具体的四游和升降作了相关修订。他认为：“四游者，自立春地与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极，地虽西极，升降正中。从此渐渐而东，至春季复正；自立夏之后北游，夏至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下，至夏季复正；立秋之后东游，秋分东游之极，地则升降正中，至秋季复正；立冬之后南游，冬至南游之极，地则升降极上，至冬季复正。”(47)也就是说，大地和恒星天球每个季节均从天球中心出发，向同一个方向作一次往返运动，但地心始终处于南北纵向的天球中心面上，如上图11所示。与姜岌一样，孔颖达对“地动说”的修正也是不完善的，它同样不能解释恒星的周年位置变化，甚至也不能解释太阳高度的周年变化。不过，这些都表明“地动说”理论在后世尤其对浑天家一派非凡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