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曾对林肯作了多次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在一篇文章①里我对林肯否定得过多，过分强调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嗣后在《林肯解放奴隶的真相》（《史学月刊》1965年8期）一文中，我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认识提高了，我开始审查我过去在林肯评价中所持的旧观点，发现我过去对林肯的评价失于不公正。因此，我在197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了林肯的进步性，把他评价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在同一文中我仍指出了他的某些错误和瑕疵，特别批评了他对南方叛乱者的“无原则的宽大”。
    去年偶然忆起宋代叶梦得的的一段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价林肯，对他作出更多的肯定。叶梦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②
    这显然是叶氏向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统治层人物提出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些人应该具备德量、气节、学术及材能等四个条件，而其中以“德量”最为重要。我感到叶氏此语深有见地，在品藻历史人物方面洵是不刊之论。至于叶氏所理解的“德量”，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进一步深论下去。
    但是，据我个人的理解，“德量”应该是一种很高的政治美德，一位有“德量”的政治家，应该心胸坦荡，有容人之雅量；能高瞻远瞩，气度恢宏；虚怀若谷，善于纳谏，而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德量”二字译成现在汉语，就是“政治家风范”。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和具体化，我认为，“德量”应该包涵以下几种政治品德：
    第一，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乐于采纳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第二，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接受人民的正当要求。
    第三，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能处处顾全大局，而不囿于某一特殊集团或个人的狭隘的偏见。
    在我看来，林肯一生的行事，特别是他在内战期间内的活动和举措，就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因此他不愧为一位具备“德量”的伟大的政治家。我的这个结论是有下述事实为根据的。
    （一）
    在内战初期，林肯是反对解放奴隶的。
    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地告诉国人说，他“无意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奴隶制存在的诸州的奴隶制度。”
    在内战爆发后，林肯在1861年4月15日发布的命令中， 再一次保证他不会容许联邦军队破坏或干涉南方的财产（包括体现在奴隶身上的财产）。在林肯心目中，在这次内战中北方应该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而不应该为解放南方的黑人奴隶而战。
    林肯不仅不干涉南方的奴隶制度，而且还扮演了南方奴隶制度的捍卫者的角色。许多逃亡奴隶离开南方种植场而逃到联邦军队驻地要求得到保护。但是，林肯一再命令战场上的联邦军队的将领们去阻止奴隶的逃亡，并且逮捕逃亡奴隶，把他们送回他们原来的主人那里。
    更甚者，林肯还罢黜了弗列蒙特将军的职务，因为这位将军曾在他所管辖的密苏里州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凡站在敌人方面持枪作战以反对联邦的一切奴隶主，其手中的全部奴隶予以解放。
    在内战第一阶段，林肯就是这样对待南方奴隶的。
    然而，到1862年下半年，林肯竟然改变初衷，放弃了原来维护南方奴隶制度的作法，而走上解放奴隶的道路。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林肯以总统的名义发布了预告性的“解放宣言”，宣布：南方叛乱者如果到1863年一月一日仍不放下武器，则叛乱诸州的奴隶一律予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