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来，宋代科举制度研究日益全面深入，涉及举子资格、考官资格、考试内容、考试时间、考试场所、解额分配、及第授官等方面，对科举防范措施和科场处罚也有相关或专门的研究①，但对于科举责任追究虽有所论及，但尚未深入系统，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进行探索性研究。宋代的科举官吏，主要有权知贡举、同权知贡举、编排试卷官、封弥官、点检试卷官、详定官、巡铺官等考官。此外，科举期间的保官--知州、通判、升朝官等，他们有担保举子的权力，并负有担保的责任，也是科举官吏的组成部分。他们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相互制约，临期差遣。科举官吏是科举的组织者，又是责任的承担者。本文在以往宋代科举制度基本事实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借鉴行政管理学、行政法学等理论方法，侧重科举的过程并兼顾准备、保障等多方面来初步探讨宋代的科举行政责任追究。
    一、准备保障性的责任追究
    宋代制定了一系列科举的防范措施和原则，无论考生还是考官，违反了这些规定就要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这实际上为科举责任追究奠定了制度性的前提。同时，宋代又在科举地准备及其过程中的保障等方面对考官规定一些职责，并追究其失职行为，保证科举的顺利进行。
    考题是考生回答问题的依据，拟题则是考官的职责，也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宋代科举有解试、省试、殿试以及常科、特科等各级各类的考试，考试的内容、门类、场次都有所不同，也时有变化，情况较为复杂。如元祐时三省奏请的进士、新明法科考试分别有四场、五场：“考试进士分为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试律赋一首、律诗一首，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问子、史、时务策三道。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新科明法依旧试断案三道、《刑统》义五道，添《论语》义二道、《孝经》义一道，分为五场。”② 尽管科举考试如此复杂，宋代对具体考试的拟题范围、形式等还是作了一些正面或限制性的规定。北宋时，仁宗要求“自今试举人，非国子监见行经书，毋得出题”③，哲宗时要求“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④、“秘阁试制科论题，于九经兼正史、《孟子》、《扬子》、《荀子》、《国语》并注内出，其正义内毋得出题”⑤。绍圣时礼部、国子监亦说：“其所试《春秋》，许于三传解经处出题。虽缘经生文，而不系解经旨处，不许出题。”⑥ 南宋时，也有一些相似的规定，孝宗下诏曰：“自今岁试闱，六经义并不许出关题，亦不得摘取上下经文不相贯者为题。”⑦ 其实，这些要求或规定，往往是在臣僚批评科举出题不当之后提出的，有时针对解试，有时针对省试，如孝宗的要求就是在国子祭酒沈揆批评“关题”之后下了上面的那一道诏书，他说：“六经自有大旨，坦明平正（道），不容穿凿。关题既摘经语，必须大旨相近。今秋诸郡解试，有《书》义题用‘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关‘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者。据此题目，判然二事，略不附近，岂可相关！谬妄如斯，传者嗤笑。此则关题之弊。有《易》义题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此当止矣，而试官复摘下文‘君子以成德为行’相连为题。据此一句，其义自连下文，若止已上四句为题，有何不可？此则命题好异之弊。”⑧ 后来，宁宗嘉泰元年（1201）仍有臣僚批评命题，“治经以经旨为主，文辞为辅。近者经学惟务遣文，不顾经旨，此非学者过也，有司寔启之。盖命题之际，或于上下磔裂，号为断章；他处牵合，号为关题。断章固无意义，而关题之显然浑成者，多已经用，往往搜索新奇，或意不相属，文不相类，渐成乖僻。士子虽欲据经为文，势有不可，是有司驱之穿凿。乞今后经义命题，必本经旨。如所谓断章、关题，一切禁约。庶几学者得以推原经文，不致曲说”⑨。直至嘉定时，国子博士钟震还在指出地方命题中的问题，“后缘外州场屋命题，多是牵合字面求对，更不考究经旨。如以‘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合‘七旬有苗格’之类，但合七字，更无义理，岂不有碍经旨？所以关题自嘉泰元年后不曾再出。今来奏请以全题有限，自后场屋若问题关题，理亦可行”⑩。为此，关题未见尽废，但对这种命题的不当和失误，则应予纠正，并追究考官的责任。
    宋代对拟题失误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即使在一般考试命题，如“引试上舍”、“公试上舍”中，如有不当也是重罚。徽宗政和五年（1115），“河间府考试官引试上舍，出《书》义题‘无轻民事惟艰’作‘为难’字，陛下赦其过失，止从薄罚”，尽管“今看详于经意别无违戾”，但“系公罪事理稍重”，后来还是“诏元出题官特冲替”。又如政和八年（1118），“泸州公试上舍题目，内有差漏并错引事迹，及试经义题目，失先后之序”，显然情况要严重些，于是，“所有考试官，资州龙水县尉王行、合州司录钱挺显不子细出题，致有差错违误。诏行、挺并放罢”(11)。他们所受到的放罢处罚，自然也比冲替重一些。至于科举命题更为重要，如有失误更应追究责任，严惩不贷。如南宋乾道七年（1171）十一月，“诏四川类省试院进题目，考试官何耆仲所撰第三场第三道策题，用事差错，特降一官放罢，今后不差充试官”(12)。可见，不仅罢免此官，而且还取消了他日后担任考试官的资格。当然，也有针对特殊情况的出题责罚，建炎四年（1130）九月，“诏利州试官宋愈、陈协各特罚铜十斤。臣僚言：‘驻跸会稽，是为首善之地。愈出策题谀宰相，为得王佐，夏旱秋霖，而协以为雨旸时若。导谀如此，何以求切直言？’故有是罚。”(13) 因而，宋代对考试的拟题比较重视，设置了点检官进行校阅试卷（当然也从事其他监察性的工作），同时，针对考试、点检上存在的问题，又加强对考试官和点检官的管理，正如南宋庆元时臣僚所奏：
    诸郡与漕闱考官，必差一员为点检主文，凡命题与所取程文皆经点检，以防谬误。比年以来，徒为具文，一时考官各骋己意，异论纷然，甲可乙否，以致题目多有乖谬。去岁秋举，诸州所申义题，或失之牵强，文理间断而不相续。或失之卤莽，文理龃龉而不相类；赋题、论题，或失之破碎，文理捍格而不相贯，以至策问专肆臆说，援引失当，皆由点检官不择才望之士，考官中有矜能挟气者，不同心商确，故有题目出于一人之见，其他官旁睨，不欲指其疵类。及有摘发其失，出题之官独被谴责，而无点检之名。乞今后漕臣若非由科第，即别委本路提刑、提举、总领有出身者，每举从朝廷专委一司选差试官，须择其素有文声名望、士论所推者充点检官，专以文柄责之。诸考官先供上题目，点检官斟酌审订，择其当理而不悖古训，兼通时务者，然后用之。及考官所取合格试卷，点检官仍加详校，公定去留。礼部俟其申到题目及程文，再行点检。如有乖谬，将点检官重行黜责。(14)
    宋宁宗听从了这个建议，强化了出题和试卷的管理以及程序，明确了考试、点检官的责任，如有失误，将被重行黜责。
    命题固然是科举考试的关键环节，而在考试之前及其过程中还有一些准备和保障工作要做，并且也有相应的责任。政和五年（1115）二月，翰林学士兼侍读王甫等，“乞每岁锁院前十日，令诸司官及管勾贡院什物库官，具排办足备文状，申尚书礼部，差郎官一员专行点检，保明申尚书省。内贡院见管什物与举人就试书案，岁久数多，应办不足，所存亦皆弊坏，乞特命有（司）措置添修”(15)。徽宗听从了这建议，并且还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做好考试的物质准备。后又针对场屋怀挟、传义之弊和伪冒滋长的现实，加强监门官和点检官的职责，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臣僚言：“臣紬绎诸弊为日久，如门钥当责胥吏收买牢固者，监门官点检，不容灭裂。其引试日引放既毕，每日辰酉请门官监开，传送饮食。”(16) 保障的工作和责任很具体，甚至包括考场周围的防火，如元丰八年（1085）五月，“正议大夫、户部侍郎李定，承议郎、给事中、兼侍讲蔡卞，奉议郎、起居舍人朱服，各降一官。坐知贡举日，开宝贡院遗火。权知开封府蔡京、判官胡及、推官李士良，各罚铜八斤。坐救火延烧寺，延及人口，虽会赦，特责之也”(17)。这类保障性的工作属于事务性的，十分烦碎，必须仔细认真才可避免差错，否则，招致相应的责任追究。如试卷封弥差误就会遭到严惩，宣和五年（1123）御史惠柔民等言：“准敕应充府监发解别试所考官，九月二日，具武士合格字号奏闻。数内字号系内舍试上舍试卷，其当行人为是同场引试，却误同外舍试内舍印子，致有差误。除已改正，将当行人施行，并元封对号官已举觉外，所有臣等罪犯，伏望重行黜责。”于是，“诏惠柔民可罢殿中侍御史，柳约罢著作佐郎”(18)。再如。政和三年（1113）八月，臣僚言：“窃见以谓凡试院之事，虽尽在主司，至于关防周悉，全籍封弥官谨密详察。号既已定，岂容复有差互……显见封弥所并不子细点检，对二人卷子重叠用号，所失甚大。伏望重行黜责。”“诏管号官朝请郎周劲特降两官，依冲替人例施行，系公罪，事理稍重。”(19) 在科举考试过程中，需要做的防范性工作很多，若不能尽职，即会招来责罚，嘉定九年（1216）“诏知荣州杨叔兰放罢，朝奉郎刘光特降一官。以潼川提刑、权运判魏了翁言‘荣州解试拆号后，士人赵甲等诉试院欺弊事。叔兰系举送官，关防不谨，以致官吏作弊。朝奉郎刘光不能训其子，使抵冒法禁’故也”(20)。至于未能履行保障职责，甚至纵容作弊，更严加惩罚，绍兴二十六年（1156）闰十月，“诏鄂州通判任贤臣监试不职，容纵举人假手传义，特降一官”(21)。可见，在科举中出题失误，保障不足，监试不力，都会受到行政责任追究。
    这类考务性责任是在考试的具体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追究往往是在事中或事后进行。而有些追究则是针对违反限制性规定或预防性规章的，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如违反锁宿限制，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就有诏云：“今后所差考试、发解并知举官等，宜令閤门候勅出。召到，画时令閤门祗候引伴指定去处锁宿，更不得与臣僚相见言话。如违，仰引伴使或閤门弹奏，并当重行朝典。如候鞍马未至，即閤门立便于左骐骥院权时供借。”这个诏书是有其原因的，“先是，王曾等授勅知贡举，与李维偶语于长春殿阁子，至审刑院伺候鞍马，迟留久之。押伴閤门祗侯曹仪虑其请嘱，因以上言，即令曾、惟演分析，与李维词同，特放曾等。乃有是诏”(22)。又如绍兴八年（1138）五月诏，“楼玮为贡院对读官，规避妻党，牒试托故出院，特降一官”(23)。所以，在科举过程中，锁院时与大臣相见言语、主持考试时不回避亲戚等会受弹劾、降官等追究。其中科举回避应当是宋代行政回避制度中的亲属、职事回避规定的组成部分，与执政和御史“不应交通”，以及“禁同省往来”等限制十分相似。这种追究，显然是为了克服人际关系、职事关连中的障碍，保障科举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