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解举解中的责任追究
    发解或举解是科举过程中联结解试与省试，即地方与中央考试的关键环节。宋代对发解条件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考生即贡生既要通过解试，解试成绩真实有效，又要符合其他解送条件（包括考生的主体资格等），才能发解，参加省试。如果不应解而解，或解后又发现其他问题，则解送及考试官吏都必须承担解送的行政责任。正如宋太祖时，权知贡举卢多逊所言：
    伏以礼部设科，贡闱校艺，杜其滥进，是曰宏规。所以发解之时，必积程试，取其合格，方可送名。岂有经试本州，列其贯籍，考其艺能，动非及格，殊乖激劝之道，渐成虚薄之风……仍解状内开说当州府元若干人请解，若干人不及格落下讫，若干人合格见解。其合申送所试文字，并须逐件朱书通、否，下试官、监官仍亲书名。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监试官为首罪，并停见任，举送长官，闻奏取裁。(39)
    卢氏所云涉及州府发解的目的、人数、名额和考试结果、考官署名等一系列发解要求，以及监试官、举送官的职责和责任。这是对一般发解的规定，至于发解锁厅应举者也有相似要求，如太宗雍熙二年（985）六月，“中书门下言：近日诸道州府解到官吏去官赴举者，礼部贡院考试，多是所业未精。欲望今后锁厅应举者，须是文学优赡，才器出群，历官无负犯之尤，检身有可观之誉，即委本处先考程试。如文艺合格，以闻待报，解送礼部考试。如所业纰缪，发解官、与（举）送长官必置重罪，本人免所居官”(40)。至十二月又下了相关诏书，“诸科举人，省试第一场十不者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不者殿三举，其三场内有九不者并殿一举。其所殿举数，并于试卷上朱书，封送中书。请行指挥及罪发解试官、监官。又卷头子上，如有虚书举数场第及诈称曾到御前者，并驳放殿举。……监官、试官如受请财物，并准枉法赃”(41)。可见，举人参加省试，如有“十不”之类，固然要受到殿举之罚，而发解试官等因虚书受请也会受到法律制裁。所以，端拱元年（988）三月，翰林学士、知贡举宋白说：“考试贡举人内，有墨义十不者，请责罚举送官，以诫滥进。”太宗听从了这个建议(42)。真宗天禧二年（1018）也有类似的诏书，“自今锁厅应举人所在长吏，先考试艺业，合格者始听取解。如至礼部不及格，当停见任。其前后考试官、举送长官，皆重寘罪。至天圣时除其法”(43)。到南宋庆历四年（1044）八月，礼部贡院仍云：“今请解送举人，有保明行实不如式者，知州以下坐罪，仍以州县长吏为首。解试日，有试院诸般情弊，止坐监试官考校不精、妄有充荐。至省试日，拖白纰缪十否，止坐考试官。若所差试官非其人，考校不公，坐所差官司。若试官因缘受贿，有发觉者，其所差官司，于不按察罪名之上，更加严谴。其考试官坐罪，即不分首从。”(44) 这进一步把发解官与主持考试官员的责任区分开来，以便准确地追究责任，至于考试官“因缘受贿”，已属较为严重的犯罪，也就不分首从，都将严惩不贷。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解责任的落脚点在于解试结果以及举子的解试成绩能否经得起省试的检验。这些相关的发解要求，不断重申，无非表明解试后的发解问题常常存在，而朝廷也非常重视，并归责考官。至于考生在举解时也是有责任的，“至省试程文纰缪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赎铜放，永不得应举”(45)。又如，“先朝时，锁厅举进士者，时有一人，以为奇异。试不中者，皆有责罚，为私罪。其后，诏文官听应两举，武官一举，不中者不获罚”(46)。举子考试责任，以今天观念来看也属行政责任，但这里主要探讨考官的行政责任，故考生举子的责任略及而已。
    在史书中，确有不少宋代官吏因发解受到追究的记载，除前面提及的外，又如：真宗咸平元年（998）六月，“密州发解官鞠傅坐荐送非其人，当赎金，特诏停任，仍令告谕诸道，以警官吏”(47)。天禧二年（1018）九月，任布“等后以解送不当，递降诸州监当，复罚铜三十斤”(48)。至崇宁时，一度停罢科举，地方的解额拨作贡额，但贡举中也有责任追究的规定，“贡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罢归，而提学官皆罚金”(49)。这些发解官、解试官等多因“送非其人”、“解送不当”、“不如令”而受到罚金、停任、罢黜等责罚，也就是由于解试不当、解送不实而导致的行政责任追究。
    发解不当的科举责任，实际上主要基于解试本身要求而形成的，如上述解试的判卷考第失误，就有可能成为发解责任的根源。而解试时的问题又难以及时发现，举子得以蒙混过关，相关官吏也侥幸免责，至省试时，举子的考试成绩以及其他问题被发现，如前面提及的天禧二年诏书所云“其前后考试官、举送长官，皆重寘罪”，也就是说，“锁厅举人试不合格者并坐私罪”(50)。尽管这一规定后在天圣、景祐时曾被废除过，但宋代发解责任追究基本存在。当然，这种发解责任有其特点，往往解试时的问题至省试时发现，从而回溯追究原来考试官、发解官的责任。因而，咸平元年（998）礼部就提出，加强解试考第的评定和举子身份的核实，以免差误，否则，或“如有固违，乞行朝典”，或“发解、监试官，追一任”，而南省考试官“不得庇容，如失举行，并当连坐”(51)。至五年（1002），翰林学士李宗谔言：“准诏分定监试、发解官荐送纰缪十否九否举人刑名。”制定了具体的解试失误的处罚标准，处以勒停、殿选、与远小处监当停见任、罚铜等(52)。考试官解试时的责任有相当一部分是到省试发现后才予追究的。如嘉祐时针对川、广解试之弊，要求贡院严加考核，诏曰：“应明经诸科省试三场以前九否十否者，今（令）贡院再考校本处解送试卷。若其问以否为粗，以粗为通，出义不依条制，致有妄荐者，以旧条坐之，不在末减。若考校通粗及出义，依条别无差谬，省试三场以前有九否十否，即考试官与于元条下减一等定罪，旧条合殿选者与免选，选人该冲替者十殿一选，京朝官勒停者与冲替，冲替者与监当，监当者与远处差遣。”(53) 这与发解要求和处罚原则是一致的。
    在发解中，发解官除了要保证应举者考试等第的真实有效外，还要核实和保证他们学识、品德、负犯、籍贯以及解额等方面内容符合解送的条规，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发解责任。这可称之为发解担保责任。如前所揭雍熙二年（985）六月中书门下所提出的“锁厅应举者”的文学、才器、负犯等方面要求(54)。不久后，淳化三年（992）诏书对应举者的身份规定更为具体：
    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州府子细辨认。如不是本贯，及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55)
    在核实考生文解时，发解官对籍贯（乡贯、户贯）尤为重视。考生的寄籍或冒贯是长期困扰宋代科举的问题。这直接挤占奇籍地区的解额，加剧该区域的科举竞争，从而引起本地举子不满甚至骚动，故宋代要求发解官仔细核辨籍贯。不能妄保，否则课以重责。天圣四年（1026）八月诏，“解发举人，窃虑妄有保委寄贯户名，宜令开封府下司录司及诸县，并依前后条贯施行，更不得妄保寄户名。如有违犯，重行断遣”(56)。在两宋之际，尤其南宋初期，由于时局动荡，人口迁徙，户籍散佚，核实难度加大，举子籍贯问题陡增，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如建炎四年（1130）六月，礼部言：“欲下转运司令遍下所部州军，候发解开院毕，具合格人数、姓名并试卷，及缴连本部元立定解额指挥、真符赴部。如曾经兵火州军，令当职官及考试官结除名罪，人吏结编配罪保明；若稍涉虚冒，不依元立解额，致大放举人，虽已出官，令行改正，仍乞不以去官赦降原减。”(57) 籍贯等方面失实的处罚，当职官为除名，人吏为编配，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这是严厉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形式。绍兴二十六年（1154）二月诏，“若已后发解就试人多，不得过绍兴二十六年所取之数。仍立为定制。若已用流寓户贯得解之人，许自陈，并入东南户贯。其已得举数，即合通理。如有违犯，并依贡举条法。若州军辄行大解，当职官吏并发解官依法徒二年科罪，举人即从下驳放”(58)。可见，当职官吏、发解官必须根据户籍依额发解，否则，处以“徒二年科罪”的刑罚。当然，这类编配、徒刑等发解责任形式为刑罚，但又是由发解的行政不当或不作为所致，应属行政性的刑罚，而非因刑事罪名而承担的刑事责任。
    在此还必须指出，上述发解担保责任是宋代科举行政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并且处在宋代科举行政责任的基础性地位。而担保责任几乎贯穿科举整个过程，涉及解试、省试以及制举、特奏名、经明行修科等类科考，它在维护科举法制，净化科举环境，实现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