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受贿贪赃导致的责任追究
    在上述科举准备、判卷和发解等过程中，考试官吏的失误失职，有的是客观的，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过失，有的是故意。而考试官吏在科举中的受贿贪赃则是主观、故意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往往予以行政直至刑事处罚，或者直接处以刑罚。这类处罚在科举法律责任追究中是最为严厉的，与一般的刑事责任没有很大区别。这可能与我国古代特别注重“赃罪”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封建刑法是抓住‘赃’这一具体鲜明、可以计量的特征，将一切与‘赃’有关的犯罪一概计赃定罪量刑”，它的侵犯客体是公私财物或正常行政(59)。不过，在科举中受贿贪赃与直接侵占、盗窃公私财物又有所区别，它是在特定的科举行政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责任，即利用或因为手中的权力而谋利或获得钱财，从而徇私枉法（或徇私不枉法），破坏科举法制和秩序，损害考生利益，乃至危害政权。考试官在此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基本上是刑事的，但是在古代仍然属于广义的行政责任，处罚的形式和方法也如前提及的行政性刑罚。
    早在太宗时，雍熙二年（985）十二月诏，“监官、试官如受请求财物，并准枉法赃论”(60)。在法律上，“枉法赃”与“不枉法赃”都是罪名，并且前者较后者的法律责任显然要严重得多，当然，具体处罚的程度则要视其受赃数量和情节而定，科举责任的追究就是如此。咸平元年（998）九月，“淄州邹平县令正可象坐考试举人受钱三万，法当绞。诏贷死，决杖配少府监役，知州、通判各停官”(61)。该县令因主考时受贿三万依法当判绞刑，只因皇上开恩贷死决杖配役，知州、通判则承担相应的连带行政责任而停官。这类科举违法犯罪为举子深恶痛绝，也极为朝野重视，如在景德元年（1004）九月，“令御史台谕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62)。庆历四年（1044）六月，朝臣亦言：“科举所以收天下之英俊，且为孤寒之地。比年百计徇私，内而省闱廷试，则有暗记牢笼之弊，如黄度、罗点辈私取陈亮以魁多士是也；外而诸路，如福建考官黄广被差之后，受金入院，寻即事发，为言者论列是也。属当大比，来岁春闱，万一考官私相结约，阴取党类，接受贿赂，欲与计偕者，并令监试留意举觉，不得容令复蹈前辙。春闱委在院台谏官觉察，否则事发，并坐其罪。”仁宗听从了这个建议(63)。同时，又有不少大臣竭力主张严惩科场贪赃徇私，如包拯上奏说：“乞特降约束，其逐处试官、监试官如稍涉徇私及请托不公，并于常法外重行处置；不然，令别定刑名，庶使官吏等各知警惧。”(64) 这些都表明了宋朝对这类科举嘱请和受贿的态度，一方面加强台谏的监督，另一方面“重行朝典”，“并坐其罪”。科举官吏的受贿贪赃，影响恶劣，社会危害大，以一般的行政责任追究难以奏效，只有严刑重罚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所以，宋代科场又以重罚著称，如上面的邹平县令考试时受贿三万，法当绞死。
    但是，严刑重罚还是禁止不了科举中受贿贪赃案的发生，尤其在政治较为动荡的时期，如南宋中后期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但朝廷并没有放弃严惩的态度。宁宗嘉定初，就有臣僚指出：“仰惟国家数路取士，得人最盛，莫如进士设科。近年奸弊滋甚，据权势者以请嘱而必得，拥高赀者以贿赂而经营，实学寒士，每怀愤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考校差官，要当精择。盖考官精明，去取允当。否则，是非易位，遗才必多。乞诏大臣精加选择，无取昏谬，充数其间”(65)。这个建议实际是强调科举时的用人，在他们看来，任人比任法还要重要一些，但关键仍在于依法科举，严惩违法犯罪。对何周才发解受赂一案的处理就反映科场情况和朝野态度。这一案件的处理和过程是这样的：
    （嘉定）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诏“荣州发解监试官、承直郎、签判何周才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免真决，不剌面，配忠州牢城，免籍没家财。考试官石伯酉、扈自中、冯寅仲各特降一资，并放罢。刘颐并徒二年，私罪赎铜二十斤，仍照举人犯私罪不得应举。杨元老徒二年，私罪荫减外，杖一百，赎铜十斤。刘济特送五百里外州军。刘颐、杨元老特分送三百里外州军，并编管。”以周才充发解监试，受刘光赇赂，用杨元老之谋，约以策卷中三“有”字为暗号，取放光之子颐（改名宜孙）及其孙济二名。既为赵甲经漕司告试院孔窍之弊，下遂宁府，鞫得其寔，具按来上，从大理拟断。于是臣僚言：“周才、光等罪犯皆得允当，伯酉、自中、寅仲不合擅令周才干预考校，又听从取放，乞并镌罢。”故有是命。(66)
    在这一案件中，发解监试官何周才受刘光贿赂，通过试卷标记暗号，而取放刘颐等，终被举发，何周才受到除名、勒停、配役等行政、刑事处罚，同时相关考试官也受到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这反映了科场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了朝廷惩治的态度。就其相关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形式而言，有编管、勒停、降资、放罢、赎铜，以及不应举等行政责任形式，还有配役、徒、杖等刑事责任形式，并且二者结合起来追究责任，行政处罚的特色很浓。当然，宋代追究行政责任时，各类责任形式往往相互配合。
    为了防止科举官吏受贿贪赃，宋代十分重视对这些官吏的选拔和监督，如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对发解官就有专门的诏书：“诸路转运司所差发解试官，务在尽公，精加选择。如所差徇私及庸缪不当，令提刑司按劾，御史台、礼部觉察闻奏。”(67) 这种专门的监督，主要针对考试官的选任及其品行作实时监控，追究相应责任，保证科举的正常进行和科举责任落到实处。又如嘉定十三（1220）年，殿中侍御史胡卫针对知贡举的选任和监督就说：“照得知贡举一员，同知贡举二员，皆择禁从近臣，儒学时望，又以台谏参之。嘉泰间，谓司谏司考校，不无迎合，乞专纠察，而于议题去取高下勿预焉，即增置同知贡举一员……乞将台谏同知贡举一员改作监试，其校文之官有勤惰不一者察之，执事之吏有内外容奸者纠之。”(68) 可见，宋代让台谏以及礼部监察科举，旨在保证考试、判卷、发解等的公平公正，防止各种弊端的产生。宋代科举中的受贿贪赃即使无法杜绝，而朝廷的严惩、朝野的态度则是鲜明的，至于特殊时期的科场状况以及皇帝法外开恩则又另当别论了。
    宋代是一个重视科举的时代，所谓“天下之治乱，由于人材之盛衰；人材之盛衰，由乎科举之当否”(69)；“国家取士，惟进士得人为盛。故于三岁大比，每加详而致意焉”(70)。这种对科举的称赞，是有所根据的，与宋代科举法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宋人既肯定科举的成果，也称颂科举制度，如嘉定十五年（1222）右正言龚盖卿说：“本朝科举之法最为严密，将试而委官，已试而锁院。虑考官之容私也，胡（故）立糊名、誊录之法；虑士子之饰欺也，故立代笔、传义之法。三百年间，名卿才士皆此涂出。”(71) 同时，宋代科举问题又比较多，上述许多科举责任追究的制度或措施，正是针对科举中的问题而设置或制定的。
    毋庸置疑，宋代的这些制度、措施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据前所论，宋代的科举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包括科举准备和后勤保障不力、判卷和录取不当、发解失误、举解落第、担保不实、受贿贪赃等方面的责任追究。若进一步深入考察，则会发现，这一科举责任追究制度，涉及解试、省试、武举、制科、特奏名等类型及其过程，最为关键者在解试和发解阶段，这一阶段相关的科举责任追究诏令制条也特别多；针对科举官吏的准备、保障、考判、发解、担保方面存在的问题，规定了相应的科举法律责任；采用的追究责任方式虽无具体定罪量罚的标准，但大致来说，对于一般违法犯规的行为，处以罚俸、罚金、降官、罢官，而对于情节严重、手段恶劣的犯法行为，则往往处以杖刑、徒刑、配役等。总之，宋代在科举的过程、方法、类型、主体、对象等各方面都有相关的责任追究的规定，比较详细、系统，基本上得到落实施行。所以，即使宋代科举在某些时期出现问题，责任追究也形同虚设，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