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判卷录取时的责任追究
    解试的通过及发解与否，直接取决于评卷和考第，这也决定举子的命运和仕途，为朝野广为关注。
    在科举判卷时，考官一般根据举子回答的内容和程度，给予通、粗、否的等第，然后决定发解和及第与否。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礼部贡院言：
    窃见诸州府及贡院考试诸科举人，于义卷上多书粗字。盖试官庇容举人，免作十否殿举。今后并须实书通、否，不得依前以粗字庇容，如有固违，乞行朝典……自今后不问新旧人，并须文章典雅，经学精通。当考试之时，有纰缪不合格者，并逐场去留。如有容庇，发解、监试官并乞准前条勒停。(24)
    礼部贡院针对考试官为了逃避责任、庇护举人而在判卷时多书“粗”等的现象，要求实书“通”或“否”，明确态度，否则，如有包庇，徇私不公，发解官、监试官都将被依法勒停。因为不恰当或不公正的判卷，必然直接损害考生的切身利益，造成考生的不满或怨恨，以至上奏诉说，考试官也会咎由自取。早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毛诗》学究王元庆就诉贡举官判卷不当，结果，“贡院考试官、前宁州司法参军、国子监说书王世昌勒停，知贡举官晁迥、刘综、李维、孙奭并赎铜三十斤”(25)。天禧三年（1019）二月，“礼部下第举人陈损诣登闻鼓院诉贡举不公，诏龙图阁学士陈尧咨、左谏议大夫朱巽、起居舍人吕夷简等于尚书都省召损等，令具析所陈事理及索视文卷看详考校，定夺以闻。继而进士黄异等复讼武成王庙考试官陈从易不公，诏尧咨等如前诏详定。尧咨等言：‘礼部所送进士内五人文理稍次，武成王庙进士内二人文理荒缪，损等所讼亦有虚妄。’诏损、异等决杖配隶，连状人并殿两举，惟演等递降一官”(26)。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又有举人上诉开封解试不公。结果，“降侍御史高弁为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吴济为都官员外郎，太常丞、直集贤院胥偃为著作佐郎，监察御史王轸为太常博士，监兖州、涟水光化军、郢州酒税，左正言刘随罚铜五斤”(27)。可见，宋代对此类因判卷不公而导致的责任，予责任人以罚铜和降官、降差遣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而对举子上诉不当，处以配隶，更是重罚。
    在判卷录取中，考试官的职位不同，职责不同，处罚也有所区别，庆历四年（1044）六月，“诏进士诸科点检考试……经科举人如有过落不当，具考试、覆考官，于知举官下减等定罪”(28)。而责罚的轻重往往取决于判卷失当或违法判卷的程度，宋代对此似有具体的规定：
    五年，诏士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听赎罚。令礼部取前后诏令经久可行者，编为条制。诸科三场内有十“不”、进士词理纰缪者各一人以上，监试、考试官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得代日殿一选，京朝官降监场务，尝监当则与远地；有三人，则监试、考试官亦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冲替，京朝官远地监当；有五人，则监试以下皆停见任。举送守倅，诸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十“不”，即罚铜与免殿选监当，进士词理纰缪亦如之。(29)
    这道诏书指出了考试判卷过程中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且根据责任的大小，规定了处罚的相应方式和程度。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考试责任又有所不同，如前述天圣时刘随等解试不公被罚铜五斤，而熙宁、元丰时省试不公的责罚要重得多，熙宁九年（1076）三月诏，“殿试进士，初考官：翰林学士陈绎，集贤校理孙洙、王存，崇文院校书练亨甫、范镗，审官东院主簿陆佃，各罚铜二十斤；覆考官：翰林学士杨绘、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同修起居汪钱藻、秘阁校理陈睦、崇政殿说书沈季长、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王震，各罚铜十斤。并坐考校第一甲进士不精也”。元丰五年（1082）三月，“诏御试所考官苏颂等六人，覆考官安焘等六人，详定官蒲宗孟等三人，各罚铜三十斤。颂等考黄裳等（第）下等，上亲擢为第一，故罚之”。其中有“不称旨命”，也有“高下失实”的问题，主要在于考核不精，定等不当(30)。至北宋后期有些变化，贡举时只责罚点检官而不坐考官，故绍圣元年（1094）正月，右通直郎蔡安持建言：“欲于贡举勅内改‘点检’为‘考试官’字，庶几条约均一，士无遗滥。”于是将点检和考官涵盖在考试官之中，使之都承担相应的责任(31)。政和时，责任追究的实施可能差一些，出现“唐开祖程试纰缪，主司校考不精，宜有薄罚，未见施行”的情况，但在大臣的奏请之下，最后还是有所改正(32)。可见，在北宋后期政治秩序较为混乱的情况下，科举责任追究并没有停止。
    南宋科举判卷录取上的问题，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来看，较北宋要多一些，问题也严重一些，如考校不精、对读脱漏，“经义但看冒头，诗赋仅阅一二韵，论策全不过目”(33)，尤其四川的漕试、解试以及类省试“私取之弊”为多(34)。为此，对考试官的责罚也屡见于史载，如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诏太学博士杨邦弼御试进士，对读试卷，有所脱漏，罚铜十斤”(35)。而大臣们对此类责任也密切关注，并且有的还及时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嘉泰元年（1201）二月，右谏议大夫程松言：“若有司所取不当，他时上彻听闻，则考官降黜，所取驳放。”(36) 嘉定六年（1213）八月，臣僚言：“乞今（令）礼部速牒诸州，严责考官精择，正解之外待补卷子亦加精考，并要分明批抹，与选者批文理何处优长，黜落者批文理何处纰缪，卷首具考官职位。开院后，将所取草卷解发运司点检，如有卤莽，定加责罚。”(37) 后来绍定时，针对“举人程文雷同”的情况，“命礼部戒饬，前申号三日，监试会聚考官，将合取卷参验互考，稍涉雷同，即与黜落。或仍前弊，以致觉察，则考官、监试一例黜退”(38)。也就是一旦发现判为合格的答卷雷同，不只黜落考生，而且要黜退考官、监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