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53年论述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统治时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在理解和运用这一论述阐明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及有关问题时,却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图提出一些初浅意见,供参考。 一 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集中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10日)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破坏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比过去外族入侵要深重多倍的痛苦与灾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给予印度村社制度以决定性打击,使印度村社解体并消灭,从而改变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后面的这种作用与过去外族所造成的破坏作用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对这种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②。“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马克思还风趣地引用歌德的诗句(“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来告诫人们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感情来看待古老世界的崩溃,而应该用历史唯物史观来看待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关于“建设性使命”,马克思认为在当时还很难看出,但这项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所谓“建设性使命”,按马克思的原意是指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物质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建设性工作,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印度人民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④。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在使用“破坏”和“建设”这两个用语时,并非在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有人一看到“破坏”一语就误认为贬意,其实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从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破坏”与“建设”两个概念各自均有二重性。这同毛泽东同志后来使用的“阻碍”与“促进”两个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引起的作用时写道:“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这只是中国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⑤显然毛泽东同志在使用“破坏”一语时是与马克思一致的,但他更主要是用“促进”和“阻碍”两个根本对立的概念来说明殖民主义的两种作用。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与马克思使用的“破坏”和“建设”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就“促进”一语而言,既包括“建设作用”也包括“破坏作用”中的积极方面,但都是从肯定意义上使用的;就“阻碍”作用而言,无疑是指的“破坏”作用中纯属消极的、灾难性的方面,完全是在否定意义上讲的。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殖民主义的正反作用时是把重点放在“阻碍作用”上。而马克思在论述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时,由于下述原因,则把重点放在了“积极作用”方面。 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论述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在于阐明资产阶级为未来的新世界创造物质条件的历史必然性,阐明资产阶级不仅在宗主国而且在殖民地都曾起过重要的杠杆作用。从《共产党宣言》到论印度的两篇文章,这一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⑥。马克思在论印度的两篇文章中进一步发挥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并为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英国工业对殖民地手工业和自然经济的毁灭作用只是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而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⑦。 马克思之所以在1853年再次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资本集中的必要性并提出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新命题,是为了批判当时出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竭力反对资本集中、鼓吹落后的小生产的反动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在当时写了一部书叫《国内外的奴隶制》,书中把世界上的一切祸患都说成是产生于大工业的集中化的影响。而这种集中化的影响又要归咎于英国,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场,并把其他一切国家抛回到粗野的脱离工场手工业的农业中去。凯里还宣称,这种工业的集中化,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共产主义。他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极力鼓吹瑞士、德国和中国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制度,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凯里的这种理论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就是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仅仅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看不到工业集中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作用,因此也拼命攻击大生产和集中化,主张落后分散的小生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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