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写了许多著作从理论上批判了普鲁东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论印度的两篇论文及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也是这种批判的继续和发展，而且直接针对凯里之流的反动理论。马克思在他的论印度的第一篇论文--《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写成后的第四天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你那篇关于瑞士的文章当然直接打击了〈论坛报〉的讨论（反对集中化等等）和它的凯里。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中继续了这场隐蔽的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作革命行为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⑧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本主义最坚决的批判者和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不象凯里、普鲁东那样愚蠢地用小生产去阻挡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抨击万恶的殖民主义，但不是通过消灭世界市场、否定资本集中化，使世界回到落后的愚昧的中世纪中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工业集中化，看到未来新社会的锦秀前程，既在宗主国也在殖民地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找掘墓人。这正是马克思论述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根本原因。
    二
    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的范围之内。对殖民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马克思在两篇文章中是以1813年为界，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即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后期如商品输出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论述主要指后期即1813-1853年的情况，但也涉及了前期的一些情况。
    在原始积累时期，英国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和直接搜刮。这种掠夺的必然结果是对殖民地国家生产力的巨大破坏，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城市衰败。英国殖民者在这一时期不仅无“建设”可言，就“破坏”作用来说也无什么积极意义。“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⑨。因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时期是阻碍印度社会发展的，其阻碍作用无疑是主要的。
    1813年以后的情况就有较大的变化。1813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开始对印度实行自由贸易，从此，印度成了英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英国对印度输入英国的货物课以高额关税，而出口到印度的货物则实行免税政策。此外，由于英国工厂制品成本低，就使得印度手工业品无力与之竞争。从1818年到1836年，英国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2,500倍。在1834年到1858年间，印度向英国出口总额增加了2.5倍，而且全是原料和粮食。
    英国商品的倾销，给印度城市手工业以致命的打击，达卡、浦那、艾哈迈达巴德等手工业中心城市一落千丈。达卡的规模原来甚至大于十八世纪的伦敦，可是它却从1824年的15万人下降到1817年的2万人。由于英国侵略者毁灭了它的手纺车，彻底摧毁了印度村社的经济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破坏作用对印度社会发展是必要的。印度社会历史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印度村社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形不成大范围的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商品市场。这种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⑩。
    与1813年以前另一个不同的重要方面是，英国殖民者开始了“建设性使命”的工作。如马克思所列举的事实：用宝剑建立了比莫卧儿王朝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建立了一支由英国教练组织、训练的土著军队，采用新闻出版自由政策，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实行西方教育制度，通过蒸汽动力的运输工具与欧洲交往，以及将要修建的铁路运输网等等。马克思对铁路的建设作用予以了高度重视。他认为“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必将瓦解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种姓制度（11）。此外，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印度村社制度的解体，使一部分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投资于新式工商业，成了最早的印度资本家，出现了第一批印度本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总之，这些都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前期或中期“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
    但是，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殖民主义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揭露殖民主义的本质和它给印度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阻碍印度社会发展的情况。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主义给印度所带来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悲惨的色彩”（12）。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在1881年致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中，在论述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命运时顺便提到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社会作用，并驳斥了英国法学家亨·梅恩为英国殖民主义进行辩护的行◆。他写道：“至于比如说印度，那么大概除了◆·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13）显然，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在1853年的看法。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看法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目前还较难作出判断，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应当指出，马克思的论述主要是指的印度。印度在英国入侵之前的社会，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是以村社为基础的“亚细亚社会”。这种社会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靠自身力量发展要困难得多。对于殖民主义在类似印度这种类型的社会的客观“进步作用”，马克思的论述和分析是有理有据的。但是，由于世界上各宗主国家的不同，各殖民地国情的不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以及其它附属国之间的不同、殖民地和白人移民地之间的不同等等，使得殖民地呈现出种种类型。简单用印度的模式去套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不行的，同样对具体国家具体地区要进行具体分析。就是印度社会本身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除了上述提到的如何评价马克思1881年对英国殖民主义作用的论述外，还有一个如何看待村社制度的命运问题。马克思在探讨俄国公社时曾设想，随着俄国社会生产的发展，村社能够克服它的落后性并且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保留下来（14）。根据这种设想，有的人曾提出类似的设想：既然俄国村社能够如此，依此推理，印度村社也没有必然灭亡的理由，印度社会的进步同村社的灭亡没有必然联系（15）。这种设想尽管是脱离印度历史实际的，而且有与俄国村社简单类比之嫌，但是，它却为如何全面、准确地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特别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提出了又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