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渡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各种事件,所以,戴高乐主义内容比较丰富。由于时代背景的复杂、多变和斗争尖锐;由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戴高乐本人世界观的影响,决定了戴高乐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政治思想体系,充满了内在矛盾,因此,很难对戴高乐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完整的定义。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戴高乐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氏族主义和大国主义。 他是从现实角度看待氏族和国家的。一个超级大国为了称霸世界宣传世界主义,另一个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高唱“国际主义”,都要侵犯他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否认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针对这种情况,戴高乐一再声称,国家的观点并不陈腐,民族纪元还未过时。他肯定民族国家存在的事实和价值,“民族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每个民族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因而,它们是有权支配自己和活动的权利。”(15)在他看来,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是当代国际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戴高乐主义对民族和国家的观点,是符合现实的,是针对两霸的,具有战斗性,因而是积极的。他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法兰西民族和国家以及它们在欧洲和世界上地位的。在《希望回忆录》第一卷第一页开头,他写道:“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它必定保持其不可分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他看来,法国是“上天创造”,因而具有“天赋”,如果它的现在和将来在行为和事业上表现为庸才,则是不可思议的。在他看来,欧洲和法国曾经是“世界中心”,直到十九世纪末,法国仍然是一个“大国”,只是经过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法国才开始走向没落。因此,他缅怀法国路易十四的兴隆和拿破仑帝国的强盛,幻想着这种情况的再现,幻想着法国在世界民族国家之中分享领导地位。为了达到他想象中的境界,他在国际事务中目标就是在维护法国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向大国地位攀登,争取承担大国的使命。但是,由于他的主观愿望往往超越历史条件和实际可能。所以,他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和建议往往碰壁,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冷淡、抵制或拒绝。 戴高乐主义不仅带有时代烙印,而且有着历史渊源。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关系、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思潮,这一切对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早年接触过法国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和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其中尤以巴莱士、佩居伊等法国民族主义者对他影响较深。他参加过德雷菲斯事件的争论,唤起了他的民族感情。 三十年代法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江河日下,希特勒的上台和他对法国构成的威胁,使他警觉起来,重新燃起了民族意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单纯的复仇愿望发展到立志医治“法国病”和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从而在戴高乐民族意识的演变过程中,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他注重历史。从童年起,他就特别喜欢历史,尤其是法国史。他擅长在世界史和法国史中吸取营养。在他的第二次大战前的著作中,他列举了法国七百多年历史中的大量事例,以古喻今。他崇拜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伟人,如贞德、丹东、路易十四、拿破仑、普恩卡雷和克莱孟梭等,从中获得信心和力量。他被法国大革命以来震撼欧洲和世界的重大事件所激励,并从中得出法国伟大的结论。他还从历史事件的挫折和失败中总结经验,引以为戒。 他讲究实际,承认现实。他认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士兵、一个商人要实事求是,也就是说要尊重事实。”(16)他认为客观是活动的基础,反对主观臆断的先验论。他看到“事物的力量”,意识到事物在变化、历史在运动、世界在发展,并承认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他告诫人们不要随心所欲地改变事物的本质,应按照事物的实际状况和特殊性进行因势利导的解决。 戴高乐主义积极的一面,正是以上述的思想和认识的方法论为指导的。 他受德国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关于“权力意志”是万物的基础和本源的影响,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相互角逐的历史,是大国或强国(自然包括法国)在其中起作决定性的作用,推动历史的进程。 他受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和尼采关于英雄创造历史的影响,认为历史上的英雄都是“超人”,能扭转乾坤和创造历史。在他的《剑刃》和《敌人内部的倾轧》著作中,充满了对英雄的颂词。他自诩为“超人”,在1940年和1958年两次“拯救”了法国(他的《战争回忆录》第一卷的标题就叫做《拯救》)。 他笃信天主教,又深受法国哲学家兼诗人佩居伊的神秘主义的影响,在对民族、国家、历史和领袖的理解上,往往带有宗教和神秘的色彩。他于1943年5月4日在伦敦说:“伟大的活动只有依靠伟大的神秘主义才能达到目的。”(17)他认为只要民族、国家、历史、领袖和法国带有神秘性,才能给人以信念和魅力,才能体现出它们的伟大。因此,在戴高乐的认识论上,除了讲求实际外,还有理想的和不可知论的因素。 戴高乐主义消极的一面,正是来源于上述的唯心史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