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高僧书法家的成因
    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早在西晋就有高僧善书者。史载，西晋敦煌高僧于道邃学业高明，内外赅览，善方药，“美书札”。(43)东晋高僧善书者，见诸史籍的有康法识和安慧则。东晋高僧康法识不仅有义学之功，而且以草隶知名。时人康昕自谓笔道超过康法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44)东晋洛阳大市寺释安慧则卓越异人，而工正书，他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1部，合为1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45)共十余本。两晋以降，南北朝时期，历代高僧中也有善书者。刘宋京师建康龙光寺释慧生善众经，兼工草隶；(46)宋熙寺释昙瑶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刘宏所重。(47)南齐建康乌寺释昙迁，姓支，本月支人，笃好玄儒，游心佛义，“又工正书，常布施题经。”(48)萧梁高僧中，善书者尤多。梁大僧正南涧寺沙门释慧超“善用俳谐，尢能草隶”。(49)梁京师建康建元寺释法护“年始十三而善于草隶”；(50)龙光寺释僧乔“美风姿，善草隶”；(51)冶城寺释僧若“诵《法华》，工草隶”。(52)萧梁高僧善书者多，与梁武帝佞佛以及梁代佛教文化兴盛有密切关系，南北朝其他各代也都只有一、两位善书者，宋、齐如是，陈、周亦然。陈都建康宣武寺释洪偃“善草隶，见称时俗，纤过芝叶，媚极银钩”。(53)北周终南山释静蔼甫为书生，博志经史，“言必藻缋珠连，书亦草行相贯，高为世重，罕不华之”。(54)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中虽然不乏善书者，但是，与隋唐时期比较，相差悬远。隋唐高僧擅长书法者为数众多，可谓空前绝后。隋唐高僧书法成就突出，影响广泛，涌现出像智永、怀素、高闲、贯休、辩光、亚栖等一批声名如雷贯耳、功业简册俱载的书法家，空谷足音，前所未有。隋唐时期何以造就了许多僧人书法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55)这与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风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爱尚书法、好书成风的文化环境，客观上为隋唐僧人书法家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隋唐时期，帝王垂范作则，天下景从，举国上下，好书成风。杨隋二帝爱尚书法，颇好收藏书画。(56)隋文帝杨坚平陈，命令大臣裴矩等人搜求法书名画，共得800余卷。隋炀帝在洛阳观文殿后营建“妙楷台”和“宝迹台”，专门收藏法书名画。由隋入唐，唐代帝王不遗余力购求法书。唐太宗积极收购法书，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他命令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共得1510卷。(57)唐太宗对王羲之书迹的搜罗，殆尽遗逸。女皇武则天以时人王方庆(王羲之后代)家多书籍，于是访求右军遗迹，王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58)王方庆献书后，武则天在武成殿向群臣展示，并命令中书舍人崔融撰《宝章集》，以叙其事。唐代帝王不仅热衷书法收藏，而且擅长操笔作书。唐太宗工行、草，其书“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59)唐高宗“虽潦倒怕妇，笔法亦极清劲”。(60)武则天求得王方庆家藏其祖父等28人书迹后，“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能有丈夫之气”。(61)她的传世书作《升仙太子碑》，久负盛名。唐玄宗“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62)唐代宗“霄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书益工”。(63)“大抵唐以文皇喜字书之学，故后世子孙尚得遗法”，(64)“故诸宗承太宗之学，皆以翰墨流传，至宣宗复以行书称，盖其典刑犹在也”。(65)
    隋唐帝王对书法的钟情，进一步折射到了隋唐文化制度层面。其一，唐代官学教育中专设“书学”。书学直属国子监，有书学博士2人，从九品下；助教1人。(66)书学招收学生30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67)书学学生“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68)《石经》三体书限3年业成，《说文》限2年，《字林》限1年。另外，弘文馆有楷书手30人，史馆有楷书手35人，集贤殿书院有书直、写御书100人，拓书6人，(69)秘书省置楷书手80人。(70)“盖唐人书学，自太宗建弘文馆为教养之地，一时习尚为盛；至后之学者，随其所学，而各有成就。”(71)其二，唐代科举考试中特设“书科”。唐代科举考试，常贡之科有明经和进士，有明法、明书、明算。“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72)其三，唐代官吏铨选中特试“书、判”。唐代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其中，“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73)唐代吏部选试，“观其书”，应试者必须“楷法遒美”，这就促使读书人平日必须加强书法修养，从而推动了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
    隋唐帝王对书法的高标垂范，唐代官学教育、科举考试、官吏铨选中对书法的制度化要求，不仅使书法成为隋唐社会生活中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盛况空前的书法文化热潮。“唐三百年，凡缙绅之士，无不知书，下至布衣、皂隶，有一能书，便不可掩。”(74)作为时代的弄潮儿，隋唐高僧书法家正是在当时书法文化大潮中渐渐成长起来的。
    其次，佛教的兴盛，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撰文纪颂，立石志事，题署书丹，为隋唐高僧临书习字、研习书法提供了良好的必要条件。隋唐时期，佛教风靡朝野，“黎庶信苦空之说，衣冠敬方便之门”。(75)隋唐士大夫往往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结交僧人，频游寺院。士大夫盘桓佛寺，兴之所至，吟咏之作，随意题写，常常书于寺院殿堂楼阁的墙壁。史载，贞元七年(791)七月，唐德宗幸章敬寺，赋诗九韵，皇太子与群臣毕和，随即题之寺壁。(76)隋唐士大夫在佛教寺院殿堂墙壁题字作书，是十分寻常的事。唐人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诗云：“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77)
    隋唐书法名流为佛教寺院题署书丹，不可胜计。初唐书法家薛稷曾游新安郡，为新安寺题书寺额。(78)盛唐狂草书法家张旭在洛阳天官寺挥毫草书于寺壁。(79)大中初年，天台山国清寺衙悬敕额，书法大家柳公权为其书题。(80)人称“杨疯子”的唐末大书法家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他在洛阳时多游佛寺，“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81)他“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82)隋唐古寺名刹，多有名人书迹。就以唐长安千福寺来说，寺额为上官昭容所书，东塔院有高力士题额，西塔院有唐玄宗题额，中三门外有僧怀仁的《集王书圣教序》和颜真卿书《多宝塔感应碑》，颜书碑阴是吴通微书《楚金禅师碑》。(83)隋唐书法大家为佛寺和法师树碑书丹者，不胜枚举。欧阳询《化度寺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薛稷《信行禅师碑》、孙藏器《慧坚禅师碑》、史惟则《大智禅师碑》和《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徐浩《大证禅师碑》和《不空和尚碑》、柳公权《玄秘塔碑》、李邕《麓山寺碑》、《法华寺碑》和《灵岩寺碑》，皆是其中的上乘之作，至今传习不辍。
    隋唐士大夫名流和书家大手笔，多在佛教寺院留下他们的得意之书，其中还不乏珍品之作。佛教寺院荟萃、珍藏的书家大作，无疑为爱好书法的隋唐高僧临书习字、提高书艺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
    再次，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教经本的大量需求，佛教经典的抄写，风气日炽，抄写佛经促进了僧人书法艺术的不断提高，这是隋唐高僧书法家层出不穷的又一重要原因。佛教宣扬，“修福田莫若立塔写经”。(84)《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曰：“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关于写经卷即是做功德的说教则更为具体：“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军、夜叉、罗刹、若鸠般荼、若毗舍阇、若部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由此可知，对佛教信仰者来说，抄写佛经是他们消灾祈福的重要而“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北朝隋唐时期，就有专业抄经手抄写佛经，称为经生。佛教高僧抄经，自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隋唐佛教各宗的创始人，就是写经僧的典范。净土宗始祖释善导写《弥陀经》数万卷，(85)华严宗四祖释澄观“缮写经典，不可殚述”。(86)隋唐高僧写经者，比比皆是。唐朔方灵武龙兴寺释增忍画卢舍那阁35尺，门1丈6尺，刺血写经总计283卷。(87)唐京师崇圣寺释文纲“刺血书经，向六百卷”。(88)唐汴州安业寺释神照“造像数百铺，写经数千卷，任缘便给，不为藏蓄”。(89)唐湖州大云寺释子瑀“前后写经三藏，凡一万六千卷”。(90)
    隋“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91)佛教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民间佛经卷帙浩大，与隋朝相比，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流通在隋唐社会的无法计数的大量佛经，在印刷术尚未兴起的隋唐时代，全部依靠手工抄写。隋唐写经者，除了官府经生和民间经生，各地僧人也是当时写经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上对佛经的迫切需要，加之写经本是僧人分内的事，于是，写经僧累月穷年地抄写佛经，久而久之，书法技艺不断进步，渐入佳境。璋上人、僧昙林等隋唐高僧就是在长期写经实践中成为书法家的。岑参《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诗云：“璋公不出院，群木闭深居。誓写一切经，欲向万卷余。挥毫散林鹊，研墨惊池鱼。音翻四句偈，字译五天书。”(92)僧昙林“有金书经目曰《金刚上味陀罗尼》，累数千字，始终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但恨拘窘法度，无飘然自得之态。然其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昙林“作小楷，下笔有力，一点画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类经生之品格高者”。(93)《宣和书谱》记载，宋宣和朝御府就收藏有昙林《金刚经》墨迹一通。
    由上可见，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佛教的兴盛，使得隋唐士大夫和书法家不可避免地与佛教有些瓜葛，佛教寺院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且留下了他们的书迹。士大夫和书法家在佛教寺院的得意之笔，为隋唐高僧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而佛教的发展，隋唐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写经生和写经僧应运而生，人才济济。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写经僧的书法技艺不断提高，积久功深，隋唐高僧书法家就脱颖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