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高僧书法家的成就及其影响
    隋唐高僧书法家各有成就，雄峙一时。概观隋唐高僧书法家，他们的最大成就是草书。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于世，耐人寻味。宋人《宣和书谱》说：“唐兴，士夫习尚字学，此外惟释子多喜之，而释子者又往往喜作草字，其故何耶？以智永、怀素前为之倡，名盖辈流，耸动当世，则后生晚学，瞠若光尘者，不啻膻蚁之慕。”(94)隋唐高僧书法家嗜好草书，固然与智永和怀素的轰动效应有关，同时还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的盛行有绝大关系。禅宗认为，众生有性，自心是佛，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因此，禅宗宣扬，僧人不必长期坐禅诵经，不必拘泥于清规戒律。受禅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书法创作中，全凭己意挥洒的草书最适合顺畅地表达内心，刻划自我，草书最能抒发僧人无所羁束的胸怀。(95)加之在唐人心目中，“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96)因此，只有草书“独任天机摧格律”，(97)成为僧人书法家情有独钟的书体。“中得心源，外师造化。”(98)隋唐高僧书法家“皆不以外物撄拂其心，遂能造妙”，(99)在草书创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号为“草圣”者，除了怀素，不一而足。释贯休“善小笔，得六法。长于水墨，形似之状可观”，“休能草圣”，(100)由于他俗姓姜，好事者传号其书曰“姜体”。僧怀浚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人称“秭归郡草圣”。(101)僧辩光潜心草字，名重一时，辩光墨迹，笔势遒健，“虽未足以与智永、怀素方驾，然亦自是一家法”。(102)唐代诗人李白有诗称赞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103)唐末进士裴说则把怀素与李白和杜甫相提并论，他说：“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104)《书小史》称，僧辩光的草书“飘逸有张旭之妙”，僧贯休的草书“南士皆比之怀素”。隋唐高僧书法家不仅社会声望很高，而且其作品市场价值不菲。辩光“一字千金值”，(105)贯休“书似张颠值万金”。(106)时光流转，文物沦丧。令人遗憾的是，隋唐高僧书法家的墨宝于今十不存一。然而，这并不能抹杀隋唐高僧书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
    气象万千的隋唐高僧书法影响了当时无数人的书法创作，至今仍以其神韵散发着迷人的墨香。隋僧智永刻意学书于王羲之，颇得其妙，“议者谓其章草入妙，隶书入能，于是一字之出可直五万，其为当时所慕如此”。(107)智永乃手书《千字文》800本，分送浙东各寺，供人们临习。时人僧述、僧特、智果并师智永，闻名于世。“果隶、行、草入能”，“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108)“智永、智果，禅林笔精。天机浅而恐泥，志业高而克成。或拘凝重，萧索家声；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犹能作缁门之领袖，为当代之准绳，并如君子励躬于有道，高人保志而居贞。”(109)唐代书法崇尚“二王”，因此，唐人习书智永，方兴未艾。唐代高僧文楚喜作草书，学智永法，颠沛造次，不忘于怀。久而久之，他摆脱了旧习，有自得之趣。文楚所书《千字文》，“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飘飘若飞云之映素，一见使人泠然有物外之兴”。(110)唐代书法家林藻“作行书，其婉约丰妍处，得智永笔法为多”。(111)就连一代书法宗师虞世南也“受于永禅师，皆有体法”。(112)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虞世南，其书法笔致圆融遒丽，品格高妙，结构疏朗，外柔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唐太宗誓言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可见其书法的影响力。虞世南正是以智永为师，“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113)虞世南妙得智永笔法，其书风脱胎于永师。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称：“顷年观《庙堂碑》摹本，窃怪虞永兴名浮于实，及见旧刻，乃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114)智永的书法引领了时代潮流，僧人辩光、高闲、怀仁等人的书法也被人奉为圭臬。唐代书僧辩光“出法弟子从瓌、温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诀。”(115)书僧无作“善草隶，笔迹酋(遒)健，人多摹写成法”。(116)杭州径山院释鉴宗誓礼书僧高闲为师，“闲公亦示其笔法，渐得凤毛焉”。(117)高闲的另一弟子鉴宗，敕署无上大师，亦得闲之笔法。“(高)闲常好将霅川白纻书真草之踪，与人为学法焉”。(118)唐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积年临习王羲之书，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者所能到”，此后，“模仿羲之之书，必自怀仁始”。(119)清代学者叶昌炽说：“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右军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大雅以下，瞠乎其弗及也。”(120)怀仁历时20年，根据王羲之墨迹摹写《集王书圣教序》，并上石镌刻立碑，此碑成为时人学习王书的最佳范本，且为后学所宗。唐代书法家李邕、高正臣、苏灵芝、张从申、吴通玄和吴通微兄弟等人的书法则深受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的影响。更不消说，怀素草书以其独特魅力掀起了唐代狂草艺术的飓风。隋唐高僧书法家影响了其时无数人的书法创作，时至今日，僧智永、怀仁、怀素等人的书作，传习不衰，四海流芳，魅力永恒。
    隋唐高僧书法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艺无止境，隋唐高僧书法家不闭壁自守，不故步自封，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又特别注重向书法名家学习。唐代草书供奉僧辩光早年向书家陆希声求教，陆希声教授了他双钩写法，从此书艺突飞猛进。牛头宗六祖慧忠弟子、唐天台山佛窟岩释遗则“始从张怀瓘学草书，独尽笔妙”。(121)释景云“怀识超悟，尤善草书，初师张颠，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122)释皎然与颜真卿过往从密，颜氏《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对皎然推崇备至。皎然与李阳冰也有交往，其诗《同颜使君真卿岘山送李法曹阳冰西上献书时会有诏征赴京》是证。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素善翰墨，乡曲所推，山路岩崖，勒诸经偈，皆其笔也”。法诚翘心奉行《法华》三昧，他竭其精志，书写受持。弘文馆学士张静，“时号笔工，罕有加胜”。法诚邀请张静来到山舍写经，可是，很长时间，他才写几十个字。法诚知道张静写经还想要钱，于是，写两张纸，给他五百文。从此，张静竭力为法诚写经。法诚每日烧香供养张静所写的经文，“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123)一代草书巨匠僧怀素，年纪轻轻即已成名成家，“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于是，他“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124)先后师从邬同而间接得到张旭草书笔法。他于回乡途中在洛阳偶遇颜真卿，又从颜真卿学习“屋漏痕”笔法。怀素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从未止步，他在《论书帖》中说：“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像怀素一样，正是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成就了隋唐高僧书法家。
    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125)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也说：“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是。”(126)隋唐高僧书法家的艺术魅力还在于不落窠臼，求新求变。“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127)怀素“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纚半无墨”。(128)书僧辩光之书法“但日新，又日新”。(129)书僧梦龟“作颠草，奇怪百出，虽未可以语惊蛇飞鸟之迅，而笔力遒劲，亦自是一门之学”。(130)僧可朋《观梦龟草书》诗云：“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颠颠不如。”(131)梦龟向张旭学书，他别出心裁，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僧亚栖倡言：“凡书通即变。……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132)变则通，通则久，历久弥新，经久愈醇，方显隋唐高僧书法的独特魅力。
    赵朴初先生曾经强调指出：“一提起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杀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杀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133)历史上，佛教徒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文化诸多方面都与佛教关系至密，书法也不例外，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就当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