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研究的发展概况及对二战起源问题的探讨
    苏联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主要大国之一，也是最早对二战史进行研究的国家之一。1948年，苏联为了反击西方国家单方面公布德国文件，以苏联情报局名义出版了《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一书，为苏联史家的观点定下了基调。紧接着，苏联情报局又出版了两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公布了苏联缴获的一部分德国外交文件，以进一步证明《揭破》一书的观点。苏联关于二战史的早期著作基本上都是对《揭破》一书观点的阐述。
    1953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许多有经验的军官重返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军队的思想异常活跃。军人们首先要求重新总结二战的经验教训。1955年坦克部队元帅罗特米斯特罗夫在总参谋部的刊物上发表《论闪击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一文，就是最早的信号。他修正了斯大林关于闪击对战争的结局毫无意义的论述，提高了闪击因素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①军内对二战史的讨论也影响了整个史学界。
    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重审二战史的要求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历史问题》的社论指出，“到目前为止，对于党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历史，研究得很差。”“必须正确地阐述战争史，不容许隐讳苏联军队在1941-1942年所犯的错误及遭到的困难和挫折。”“在许多著作中，主要对战事的过程进行了阐述，而对党组织的活动、后方工作、游击队的斗争、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他重要问题的注意，均少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社论指出，在收集和发表回忆录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并对研究人员没有能够查阅档案的现象进行了批评。②
    从此之后，二战史的著述便日益增多。国防部主持编写了大量研究二战军事行动的著作，其中包括关于小部队的各种类型的军事行动、关于具体的战术问题以及战役史等内容。大量翻译出版了外国论述二战的著作，其中有德国将领、西方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的著作。重要的文件汇编，如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战时通信集及纽伦堡审判档案集，就是这个时期出版的。配合出版，掀起了巨大的反对历史伪造者的宣传活动。一些全面的历史著作问世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多卷本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1958年出了第一卷。
    1957年9月，苏共中央发出通知要编写多卷本的二战史， 《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为此召开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大战性质问题的热烈争论，对二战性质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196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发出了“必须改善民防，改进在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中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号召， ③进一步推进了二战史的研究。1967年8月14 日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强调加强党对社会科学的领导，强调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这个决议对苏联的整个社会科学其中包括二战史研究有重大的影响。
    五年之后，即1973年，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出版。《历史问题》及《近现代史》杂志都在社论中肯定了这是军事史方面的巨大成就。《近现代史》还具体指出，要更全面地研究法西斯主义，更深入阐述苏联在二战前夜为集体安全而斗争的经验。④到1979年初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已出到第十卷。这套书综合了苏联对二战史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苏联现阶段的研究水平。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无疑是苏联研究二战起源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为了解释列宁逝世后的世界形势，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更加具体化。它的基本精神是，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统一的资本主义体系分裂为两个敌对的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阶段。这一新的矛盾的产生激化了帝国主义世界原有的三大基本矛盾。由于每个帝国主义国家内生产部门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促使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残酷的斗争。因此总危机的时期就是战争的时期。总危机的深刻化还表现在资产阶级越来越难于使用议会制和民主方法实行统治，它急于建立财政资本的反动专政制度。
    60年代后，总危机的理论又有所发展。《近现代史》社论指出：“目前主要在经济方面研究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的观点的遗产，他在自己的论述中首先提到总危机的经济方面。同时大家知道，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不言而喻，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研究总危机的经济内容的任务已经结束，但是，研究总危机的其他各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