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于总危机和战争的关系是这样提的：在总危机的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对立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固有的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敌视加深了。一战还未结束，二战已在酝酿，这是一个内在的、自发的过程。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极右的政党和组织必然发展的趋势，决定了向各种专横独裁制度包括法西斯制度发展的趋势。战争的威胁一直存在着。帝国主义所以产生战争，首先决定于它深远的经济因素。垄断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追求无限的特权和统治权，追求国际垄断。发展的日益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列强力量对比的变化，更使战争危险性急速地增大。⑥这就是二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苏联对于二战性质的观点虽然并不等于对二战起源的看法，但它与二战起源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它反映了对战前主要矛盾的认识。在二战期间，苏联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苏联参战后，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但是在1946年，斯大林又说：“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的性质，恢复民主自由也是其任务之一。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以后，更加突出了它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战争性质。”⑦这就产生了矛盾。开始，苏联史学家把苏德战争看作是同二战有些区别的单独的历史事件，把西方国家和人民区分开来，以解决这个矛盾。1955年出版的《伟大卫国战争论文集》中说，法西斯分子把建立世界霸权和奴役其他人民当做他们的目标，“因此，对于遭到法西斯的侵略或者有遭到这种侵略危险的各国人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解放的性质，虽然这场战争是由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引起的。在苏联参战以后，这场战争更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⑧
    1957年，苏联史学界就二战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各种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到1958年-1959年逐渐形成了新的系统的观点，⑨其要点如下：在战前年代，西方国家的政策受到世界力量对比中两个基本矛盾的影响，第一个矛盾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由于德、意、日反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矛盾大大加剧了；第二个矛盾是由于苏联的兴起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后一矛盾虽然加深和激化了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原有的矛盾，但也起了使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的作用。因此，西方国家扶植德国的军事力量，鼓动德国充当反苏突击队。但希特勒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跑的。他首先对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者发动了战争。西方国家在德国进攻波兰之后起而应战，是因为要保卫其阵地。因此，大战开始对双方说来都是帝国主义战争。但二战与一战不同，一战只牵涉到重新瓜分世界问题，二战却关系到各国的生存和法西斯暴政的蔓延。因此对法西斯的抗击就有了解放使命的性质。当然，西方国家在大战第一阶段没有完成这一使命，他们不但不抵抗希特勒，反而进行“奇怪战争”，想与希特勒做交易。
    但是，由于各被占领国人民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逐渐累积起来的解放斗争的因素不能不影响二战的性质，使大战变成了反法西斯的正义解放战争。对不同的国家说来，大战性质的变化是在不同时间发生的。在波兰，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正义解放的性质。在英国，当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自己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被迫为本国独立而战时，即在1940年5月开始发生变化。 法国是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而变化。美国参战时，大战已有了解放的性质，所以美国参战也具有这种性质。但美国政府的动机与目的始终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它反抗希特勒的客观结果却有进步意义。由于战争性质的变化，苏联和一些西欧共产党政策的变化是完全正确的。西方国家1939年同苏联进行的谈判只是为了掩盖其与德国结盟的活动，苏联同意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防止了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单一集团反对苏联的危险，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但是，为什么战争恰恰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首先爆发呢？这有很多原因：第一，战争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而不可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第二，虽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但绝不因此排除帝国主义日益尖锐的内部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列强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这种矛盾日益加剧了；第三，英国、法国统治集团为了孤立苏联，破坏了在当时已有可能出现的反法西斯国家团结的局面，使自己直接面对法西斯侵略者；第四，英法美一直靠损害苏联的利益相勾结，这一点被法西斯国家当作其政治态度软弱的依据，因此希特勒决定首先攻打它们，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计划。⑩苏联史学家认为，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两大基本矛盾决定了德国-西方国家-苏联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
    苏联认为，二战是可以防止和推迟的。只要欧洲国家结成集体安全体系，不对侵略者作任何让步，就能够阻止侵略行动，防止世界大战。只有苏联是一贯坚持集体安全的路线，坚持“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口号，为防止和推迟战争而斗争到最后一刻。为了证明这点，苏联出版了不少文件集、专著、论文，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阐述。其中重要的文件集有：从1957年开始，葛罗米柯任主席的苏联外交部外交文献出版委员会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陆续出版，到1977年已出了21卷，涉及时期为1917-1937年。1958年出版了《慕尼黑新的历史材料》。1970年，随着英国公布一批1939年的文件，苏联出版了潘克拉托娃和西波尔斯合编的1939年莫斯科谈判的文件集《为什么未能成功地防止战争》。1971年以葛罗米柯为主编，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出版了文件集《二次大战前夕苏联争取和平的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该书收集文件共449件，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公布。1979年苏捷两国外交部又合编了一本文件集《1937-1939年慕尼黑勾结史文件》，收集了275件材料，其中大多数也是首次发表。1982年，苏联外交部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7-1939）文件资料汇编》，第一卷，包括了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12月间的一些外国和苏联的材料。专著也相当多，比较著名的有：1958年伊瓦辛的《苏联外交简史》。1961年特鲁哈诺夫斯基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66年葛罗米柯和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对外政策史》。1959-1979年的《外交史》。从1973年开始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苏联对外政策也有详尽的阐述。西波尔斯的两本著作：1974年的《苏联为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的斗争（1933-1939）》，1976年的《战前欧洲的政治危机》等等。
    在阐述苏联的对外政策时，苏联史学家特别重视的是一头一尾两个时期。一头是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希特勒上台之后直到1935年订立苏法互助条约。一尾是从1938年慕尼黑事件前后直到1939年大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