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对掺杂了不同时代主观意识、碎片化了的各种历史记载的系统整理、综合考察，而后“寻其伪之所自出，通其类例之所在”的一种辨别伪史、探寻历史真实的科学方法。长期以来，对历史考据的认识被人为地搞得很混乱，似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历史考据。近日养疴在家，对近年有关这个话题的讲学记录稿略作整理，形成这篇文字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多少表示一点对学报长期赐刊而无回应的歉疚之意。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重视考据和善于考据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考据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以风格的严谨、方法的缜密，创立了他们的学说，成为重视考据和善于考据的典范。
    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都是在从“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来说明历史的过程中发现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集中在《资本论》全书中，反映马克思对于考据的高度重视和娴熟运用，第一版序言明确地写着：“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1]8把从事研究比喻为“显微镜下的解剖琐事”，形象而深刻地道出考据的基本特征。《资本论》通过“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看穿整个商品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演进，正可谓“以小见大”的最经典的典范！从后面第二三部分的引文，同样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实际的细节”“单独的实例”等的强调和重视。自1844年到1883年逝世，马克思“把从事实际革命斗争和‘为了挣钱’的工作以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这一巨著的写作上，40年间研读过的相关著作都是写有提要或摘要的。由于马克思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的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3-24，所以《资本论》“在形式上”不像我国近现代考据家的著作那样，在书后列有引用书目。但从《资本论》编辑者在每卷书后编辑的“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来进行统计，则有1500种以上的著作。从马克思本人所作注，更可以看清其引书的做法，如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章交换过程，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注（47）引述福尔邦奈、孟德斯鸠、列特隆、黑格尔、帕尼尼等人著作中的不同说法。[1]109这正是对当时关于货币是否“商品符号”所“展开了论战”的一个简要考证，完全可以与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做法相媲美。再从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最基本方法看，“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阅读相关书籍，然后“把材料整理出来”，1854年12月-1855年1月以《货币，信贷，危机》为纲目，在每一目之后标出摘自不同作者（吉尔巴特、桑顿、图克、哈伯德、约·斯·穆勒、富拉顿等）的笔记，注明作者、书名和自己笔记本的页码，后来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三卷相关章节时，采用的就是这份材料[2]。事先做《货币，信贷，危机》的纲目，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之前做“丛目”“事目”不也很相似吗？
    再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从未涉及领域的考察和研究。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欧美学者围绕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起源出现研讨热，引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极大关注，认为这预示着“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3]12。马克思1881年5月至1882年11月，围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结合亨·梅恩、鲁·佐姆、爱·泰罗、约·拉伯克等多人关于史前文化研究的著作，认真阅读、详细摘要、撰写批语，这就是今天见到的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单行本，共270页）。恩格斯根据这些基本素材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撰写，因此说“执行”马克思的“遗嘱”。如果用传统的考据学术语来做比喻，说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是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史料长编”，是不是也不为过？而且，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取材情况可谓做到了如指掌的程度，一面肯定《古代社会》“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才使这本书成为“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一面指出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章节--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的赝品”，同时表示：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章节“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是属于我的”，经济方面的论证“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3]3。
    19世纪初，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领域都获得一系列卓越的发现和成就。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明确表示：“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4]为此，他于1873-1886年间完成了《自然辩证法》中的10篇论文、169个札记和片断，引用当时著名科学家的著作总数有百余种，并充分利用期刊《自然界》发表的各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现存的169个札记和片断，可以清楚地知道恩格斯的研究线索或思路。其中部分材料直接运用到论战著作《反杜林论》中，同样展现着他那严谨、缜密的科学风范。《反杜林论》第一编《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驳论杜林的“定数律”，在引述了杜林三段文字（约1000字）之后，首先清楚地指明：“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87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然后讽刺说：“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是‘我们’--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不过是九十五年以前。”原来，杜林的几段文字都是沿引的康德的观点，只不过按上了一个“定数律”的新名词，其余的一切，所说“我们”实即康德，所说“现代”实即95年前。随后，一针见血地揭出：“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得到解决了。相反地，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叙述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像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而杜林却“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5]87-89。考察如此细致，揭露必然彻底！
    至于《德国农民战争》，则提供了一个完全借用“唯心主义”史料进行唯物主义历史研究的范例。恩格斯首先表明自己“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究过的材料”，而是“借用的”威·戚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1-3部），认为它“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然后指出其主要问题是论述“缺乏内在联系”，而这正是其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6]287-288。
    上述实例足以显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在“显微镜下解剖琐事”的，这需要我们切实继承、不断弘扬。时下有些论著也罗列一串相关的“参考书目”，其实作者并没有看过其中的几种，甚至不知所列书中有诸多与其本人观点完全相左之处。这种罗列“参考书目”与马克思不列书目却在注文中详注读书摘要、评语，实有天壤之别！
    如果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能够有在“显微镜下解剖琐事”的耐心，不仅不会有所偏见，还会以严谨、缜密赞赏他们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