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两场大战改变欧洲面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看到“仍在继续进行”的第三场战争，即“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马克思在继续完成《资本论》的同时，以《哥达纲领批判》发展自己的学说，回击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恩格斯以《反杜林论》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1880年3-5月，恩格斯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第一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词。虽然指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但仍然强调“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要精准”地描绘“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3]424、420。换句话说，仍然坚持继续对这一原理的“一切细节和联系”进行科学的、辩证的论证和验证。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结尾处追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时，恩格斯只提到中世纪社会、资本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三个阶段，尚未涉及人类起源、原始社会。随后，“执行”马克思“遗嘱”，1884年3月-5月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阐述原始社会演变的过程，把家庭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进行考察，分析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通过对古代雅典、罗马国家以及克尔特人、德意志人氏族和国家的演变考察国家的本质及特征，使此前唯物主义历史观没有解决的问题得到新的科学的论证。
    纵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完善、发展过程，列宁作出又一科学的论述：“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12]
    相比而言，历来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有哪一种是经过如此深邃的理论论证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相结合而总结出来并得到验证的呢？对于那些缺乏“丰富历史知识”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均目之为“虚构体系”，如马克思称赞黑格尔是“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但同时指出他“爱好虚构思辨体系”[6]1，而恩格斯批判“创造体系的”杜林是“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5]46-47。20世纪20-40年代国内不同意甚或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也多有相似的认识，如王国维经历了从研究哲学到研究历史的转变，深有体会地说：“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13]常燕生（乃德）在其代表作《生物史观与社会》中用一节篇幅评述“历史科学上的几种观点”，批评历来的历史家和哲学家努力想拿出一种或数种原则来说明历史的现象，但他们的说明“多数不根据于事实的归纳，仅凭一己冥想独断而成，所以不免陷于玄学的窠臼”，自斯宾诺莎至黑格尔“所有历史哲学的解构都是玄学的，而非科学的”[14]。
    三、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并善于历史考据①
    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发现以前，从事历史考据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发现之后，既有摩尔根那样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者，也有“不以史观为急图”或“不甚同意”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取得巨大成就者，他们关于历史考据的成就和方法至今仍然为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人所推崇和遵循，推动着中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情况表明，历史考据追求的“实录”原则或“求实”态度是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但这种“实录”或“求是”，仅仅“求其是”而未必能够“求其所以是”，仅仅“知其然”而未必能够“知其所以然”，仅仅是进行研究必须经过的一步，而不应该是局限研究的一步。“述往”为着“思来”，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用新的“历史实例”完善、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断证明它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仍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
    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发现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这一历史观方面有着不成熟的地方。恩格斯1895年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导言坦白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7]597另一种情况是，在分析刚刚发生的事变时“没有时间和可能去核对”消息来源，如1853年所写《俄军在土耳其》《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5年所写《俄国军队》等评论，都影响到对事变的某些估计和预测。[15][16]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告诉人们，即便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运用这一历史观分析问题时，未能精准地审核材料，也会出现偏差，经不住历史的验证。由此，恩格斯在1859年提出了一条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则：“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6]118说得多么清楚、明白！要用“历史实例”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哪怕“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都必须进行“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即经过缜密的考据，才能够完成。任何脱离“历史实例”的史学理论研究，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总结的这一基本原则的。
    前面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直至恩格斯逝世，已经论证了的人类“发展进程”主要是用欧洲的“历史实例”论证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世纪社会以及资本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等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用中国的“历史实例”论证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尚有大量研究工作需要去做，况且中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具“中国特色”，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用中国古代的“历史实例”论证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做出大量成绩。随着近几十年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实例”的大量材料的涌现，形成又一轮的中国史研究新潮。中华文明起源，夏商周考古，甲骨、简牍、敦煌、西夏研究的逐渐成“学”，明清档案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地方志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各少数民族史料的整理和利用，等等，展现中华民族发展全貌的研究正在“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艰辛地进行着，这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为用中国的“历史实例”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和再充实不过的基础资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应当牢记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像马克思写《资本论》、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样，在“显微镜下解剖琐事”，“对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探讨”，把“深刻的哲学理论与丰富的历史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才能够不断用中国的“历史实例”充实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
    近代以来，中国从被动到主动，逐渐融入世界，记述和反映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事变、中国的历史者不再局限于国人。大量不同肤色、不同观念、不同利益的政治家、学人，从不同视角观察、了解、认识中国，评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用各种文字留下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和记述资料。经历近代事变的各类人物，更留下关于当时时事的诸多文字，包括记事、书奏、信函、日记，等等。这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开放程度扩大而逐渐呈现出来，视野不断拓展，认识程度渐次深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关于东方主战场的全面认识和史料发掘，可谓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典型范例。当人们把视野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争，拓展到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再放眼为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抗日战争，历史资料的发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盛况，“禁区”解禁，档案解密，海内外各种形式的人证、物证，包括声像、多种文字记录大量涌现，最终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的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开始，在中国结束”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新科学论断，正是通过正确的历史观与验证的历史资料紧密结合总结得出的！这再一次提醒人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与缜密的历史考据紧密结合，“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