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理论论证和历史研究结合中不断得到证明的唯一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一个形成、完善、发展的过程，是迄今所知形形色色历史观中唯一经过理论论证与历史研究结合、不断得到证明的历史观。
    1845年以前的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独立地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念。1845-1846年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对这一历史观作了初步概括，但所用术语尚未确定。一年以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一方面继续经济学理论研究，一方面分析当时的政治事变，研究各相关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两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后一个方面，大都以时事评论的形式发表，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变以及与事变相关的各国历史进行考察和研究，作出带有预见性的评述，大都带有“以小见大”的显著特点。这一部分论著对于完善、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限于学识，在此仅作一点提示。
    马克思、恩格斯评述当时事变，差不多囊括了整个欧洲所有的国家，涉及各主要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外交和对外政策。对欧洲以外国家的关注，主要在与欧洲事变有相互依赖关系的土耳其、中国、印度和北美。
    考察法国事变与历史。如果说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7]，那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一段历史的杰出代表，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透彻的洞察”，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到具体阐述和历史验证。
    考察德国历史与事变，恩格斯有两部名著，上面提到的《德国农民战争》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并获得理论建树的一个范例，《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围绕德国1848-1849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8]，使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并提出和阐述了起义是“一种艺术”的原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说的基础。
    考察英国方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德报》上发表的关于英国问题的评论，特别是1855-1856年发表的与英国有关的评论。通过诸多实例考察当时工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将早在40年代就已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有周期性的原理具体化，发表了一连串以“危机”命名的评论，如《工商业危机》（经济周期又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为危机代替”的阶段）、《论内阁危机》《两种危机》《论新的内阁危机》《英国的危机》《金融市场》（引用英国金融危机加深的材料）、《欧洲的金融危机》等，预见到1857年将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恩格斯1855年9月26日即告知马克思，“推测危机将在1857年夏天爆发”。这一系列的评论，都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现实、预见未来的范例。
    考察亚洲事变。1853年3-5月间，马克思阅读有关中国与印度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作并作摘录，5-7月写成《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评论，分析英国对亚洲的掠夺给欧洲带来的深刻影响：“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按：太平天国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不列颠的工商业又已经经历了通常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提炼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终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遍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过了”[6]4、6-8。理论分析与历史事实的紧密结合，既为如何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做出范例，又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经过历史和现实不断验证的历史观。1857年6月，恩格斯发表《波斯与中国》，不仅预见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还告诫英国那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我们不能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任何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6]20-22。这篇评论告诉人们：在认识国际争端问题上，只有坚持以史实为基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采取“双重标准”。
    考察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并使之具体化的又一范例。在《北美内战》《美国内战》《北美事件》《美国战场的形势》等评论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具体材料说明18世纪末的北美独立战争揭开了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纪元，南北战争“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的活动必将与华盛顿齐名”[9]。在这些评论中，还揭示出战争性质影响作战方法这一军事科学的重要原理，并提出相应的军事战略计划。战争的进程证明了他们预见的正确，唯物主义历史观再一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重大历史事变中得到验证。
    以上所举马克思、恩格斯推动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断丰富和逐步完善的历史实例，就是马克思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6]84-85而获取的，最终对这一历史观作出了经典的表述，为人们经常引用。1863年8月以后，马克思决定用更加系统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学说，至1865年12月完成《资本论》的新手稿（共3卷），1867年9月第1卷出版。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之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10]
    1870-1871年，“两场大战--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着欧洲的面貌”，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到进一步验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再次“显露出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6]324。恩格斯的《战争短评》（包括59篇评论）则为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军事事变的典范，将先前提出的关于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斗素质取决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原理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从普法战争以前的战争经验中援引实例进行广泛的历史对比，以惊人的洞察力精确地预测军队的运动方向、正在展开的战斗进程以及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最经典的例证就是提前五天预见到法国麦克马洪军团将在色当惨败而降的战争走向。[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