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的阶级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历来崇尚理论联系实际，他把他的阶级观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当中，曾一度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实际，踏住了时代的节拍，他成功了，他的阶级观几乎在中国社会的所有重要领域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政治斗争方面--这是这个问题的最主要的一点，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观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实际问题。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问题，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步骤和途径，从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8）
    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二者一致性的观点，他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19）。“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同时，毛泽东又告诫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否认这个事实是错误的。上述观点，是抗战时期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我党制定一切政策、策略的基本依据，是我党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论基础。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首先，由于革命的领导权决定着革命的性质、前途，所以，保证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最进步、最革命、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阶级手里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否则“就必然不能胜利”的结论。其次，基于对中国阶级斗争复杂性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再次，在中国革命的形式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而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可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所以，“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20）。最后，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毛泽东富有独创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摆正了各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且，毛泽东历来都非常重视人民民主专政在处理阶级关系，解决阶级矛盾中的作用。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2）。
    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问题，在国际共运中，毛泽东成功地实践了第一个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范例。他依据民族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仍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提出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在实践上避免了社会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生产力浪费和社会动荡。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首先，就国内状况而言，毛泽东曾及时作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23），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据此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上述思想客观地反映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阶级斗争变化的实际情况，避免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扩大化观念和熄灭论观点。其次，就国际状况而言，毛泽东从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大视角出发，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国际形势，七十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这种分析虽然有不切实际的方面，但是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最后，就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关系而言，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能否得逞，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警惕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内出现修正主义，他指出，党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变颜色。正视当前国际共运的现状，没有理由不吸收其正确的成份。
    此外，在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党的建设，文化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毛泽东的阶级观也发挥过积极作用。
    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而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因此毛泽东的阶级观对他自己的经济工作思路和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党的工作重点，在1956年底以前，由于阶级斗争是党的中心工作，所以党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展开的。到1956年底以后，毛泽东则根据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形势，及时地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主张。这一主张曾一度是党的工作的主导思想，即使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到“文革”前，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谁主谁从的矛盾还暂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仍强调，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因此，“文革”前的十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骨干力量以及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出自这个时期。
    关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商品经济问题，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阐明了这种主张。他曾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毛泽东对商品经济也并不一概反对。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搞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回顾我国所走过的经济建设历程，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的上述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都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军事斗争方面，毛泽东把他的阶级观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军队观。
    关于战争的起源、地位、作用、性质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25）。这段论述精辟地揭示了战争的起源，战争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战争的本质怎样呢？毛泽东继承了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他说：“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26）
    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这一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首要原则，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我军正是坚持了这一原则，才始终保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他还特别强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唯一宗旨。他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28）。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使革命战争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最后发展为一场彻底的人民战争，这就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9）。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杰出的军事思想，中国革命的前途将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