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3月，在所谓“莱比锡叛国案”的审判中，李卜克内西等人慷慨陈词，公开阐明了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并承认党同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4月23日， 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赞扬了他们在法庭上的演说，并附带指出：“你们本来可以不说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关于国际的一千名会员。”（15）这个数字说明，德国党到那时仍未以整个党的名义加入国际。因为1871年8月召开德累斯顿大会时， 它就拥有6,220个党员了。所谓一千会员，那只能是以个人和地方支部的名义加入的。
    在筹备海牙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德国党领导人的信中，坚持强调德国代表必须参加大会的工作，并批评了党的领导人的暖昧态度。这些信说明了德国党仍未加入国际。如恩格斯1872年5月15-22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再三询问：“汉堡委员会（即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作者注）对国际的态度如何？”恩格斯要求：“（a）不仅在口头上， 而且以实际行动毫不含糊地声明自己是国际的德国联合会；（b）作为这样一个组织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交清会费。”（16）很明显，如果德国党真的从组织上加入了国际，恩格斯就不会提这些问题和要求了。这次批评以后，1872年6月15日，《人民国家报》发表了告国际会员和各支部书， 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适当的方式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呼吁书同时指出：既然已禁止成立国际支部，那么，各地党员就应当自己去领取会员会费券，个别办理入会手续，以便按时选出代表。（17）所以，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仍未以党的名义参加国际。
    三
    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参加过第一国际，就是它的前身组织之一--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严格来说也没有真正加入第一国际。不过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成立于1863年6月。 最初的领导权掌握在自由资产阶级手里。1864年10月，倍倍尔当选为常务委员。1865年，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结识后，阅读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1866年底加入了第一国际。1867年10月，在格腊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当选为理事会主席。于是，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决心以第一国际的精神改造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1868年9月，联合会召开纽伦堡代表大会。会前， 倍倍尔曾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出一份邀请书，通知说大会将讨论纲领问题并决定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在大会上，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以69票对46票通过纲领。该纲领完全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纲领中规定的原则，并且宣布：“第五次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决定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18）大会还选出了一个由16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实施参加国际的决议。9月22日，总委员会批准由这16 人组成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授与李卜克内西德国通讯员和代表的委任书。据此，人们都以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真的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了，共运史的论著也都这样写着。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纽伦堡大会以后不久，恩格斯在9月3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不无担心地问道：“到现在为止小威廉（即李卜克内西）的组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纽伦堡决议的结果如何？协会真的加入了吗？会费交了没有？”（19）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加强德国工人与国际的组织联系并不热心，甚至连会费都不愿交。1868年11月29日贝克尔致信总委员会，说倍倍尔认为无须向国际交纳会费。由于联合会不采取实际的组织行动，便使纽伦堡的决议徒具虚名。于是鲁高、下维尔施尼茨和埃耳斯尼茨等地的萨克森矿工们于1868年11月15日直接写信到总委员会给马克思，申请接受他们参加国际。马克思为此给恩格斯写信说：“威廉越变越愚蠢。……鲁高来信证明，他至今没有为国际做任何工作。同时，他竟然还愚弄我们。他以他固有的‘宽厚’态度声称，国际工人协会不需要任何开支；因此，任何人不必交纳会费就可以加入。”（20）一直到1869年3月29日，马克思还说：“威廉一伙从纽伦堡代表大会以来，没有做一点有益于国际的事，他们简直什么也没有做，以致使得可怜的鲁高人认为必须直接向伦敦呼吁。”（21）马克思曾两次询问李卜克内西等人是否要将国际的会员证寄去，但他们整整三个月都没有答复。大约6月底7月初，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出席他们将于8月份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请求将会员证寄去。但马克思认为：“我根本没有感到有必要在德国工人面前露面，我也不去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只有在他们真正加入国际，并且为自己建立起象样的党组织之后，--纽伦堡代表大会表明，单纯的诺言、倾向等等是很难令人相信的--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有这样做的理由。”（22）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同样谴责了李卜克内西，并说：“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希望你直率地对他讲明，只有真正参加进来的组织的代表才准出席。如果由于手续上的欠缺而不得不把他和倍倍尔排除在外，那是令人懊恼的。”由此可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直到1869年8月爱森纳赫大会成立社会民主工党之前，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都没有“真正加入国际”，纽伦堡大会的决议只不过是难以使人相信的“单纯的诺言”而已。同时，我们也可看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参加国际问题上的思想过程是：他们拥护国际的原则，站在国际一边，并想以国际的精神改造工人协会联合会，于是在纽伦堡大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同意国际的意图”的决议。但他们以为仅仅保持精神上的一致就够了，至于组织上的结合，包括交纳会费的各项责任，他们并没有打算承担。然而国际却错将他们的精神诺言当成了组织上的现实，为他们的“入会”高兴了一番。当国际提出实际的要求时，他们却不想前进了，甚至后退了。于是国际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实际上受了愚弄。而德国人在尴尬之际，也不得不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便形成了爱森纳赫大会上决定的方式：道义上支持，而在组织上仅以个人身份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与第一国际的关系便这样固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