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江南曾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主要检验场所。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为大陆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十年中断）的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而江南地区是考察的中心。
    仲伟民十多年前曾简要地将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分为四个时期：（1）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2）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3）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4）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4]224-227。这样的分期和概括符合讨论的整个过程及其阶段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退潮以来，就开始出现总结和检讨，近三十年里，关注虽然有起有伏，却始终没有被放下，并且随着学术界整体热点的变换，对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评估的视野和标准也在变化。
    如仲伟民的综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早期左翼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并为当时的中国寻找出路有关。1939年毛泽东署名的一文中有一段经典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这段论述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基调。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具有领军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投入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带动起整个史学界的热潮④。
    “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励着史学研究，其时史学研究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新启蒙运动的精神也渗透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资本主义萌芽说在空前的质疑、争论和探索中得以进一步讨论。同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等理论与范式被广为介绍和应用，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进行质疑，甚至否定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1985年出版的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半个世纪以来该问题讨论和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后，资本主义萌芽迅速淡出学者的视野，包括吴承明本人也不再问津这一概念和学说⑤。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没落，代之以区域史尤其是江南区域史研究兴趣的高涨。江南史研究不再局限于社会经济方面尤其是生产关系上，而是领域、视野、内容、范围都在拓宽，深度在延伸，在量与质上都有长足的提高。虽然从事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阶段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在研究商品经济、市场、城市化时索性在形式上抛弃或虚化了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束缚，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何以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的问题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同大约在同一个时段凋谢的其他“金花”一样，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转化为相关联的议题后直接或间接地延续。也如仲伟民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余响即是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检讨和反思。奇怪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特色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细碎化”的诟病也接踵而至，表现出学者们对宏大课题未泯的关怀，这同样体现在21世纪初以来弗兰克《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李中清《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等讨论“大问题”的著述引介后的热烈反响上。这些新热点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世界视野是相符的，即把传统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纳入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语境里。这里有必要在世界历史运动的整体视野下，从经济与社会沿革的问题关怀来重新检讨资本主义萌芽学说及其相关问题。
    如众多论者所称，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从其破土到绽开为“金花”，是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不是作为一个学术假说，而是基于一个一元的、线性的、进化史观并将之作为前提和框架（或曰预设结论）去“发现”萌芽，制作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谱牒。为此，几代学者力图证明中国开埠之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而之后现代帝国主义、各种现代商品和资本对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自然经济产业结构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潜在发展。于是，在出现教条化、简单化论调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系统的、实证性的具体研究，所以内中价值需要拨开“萌芽”的迷雾来发现。总的说来，资本主义萌芽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使它们成为显学。其中，经济、市场发达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新现象的区域（尤其是江南）受到学界的关注，从而推动了区域史研究。
    李伯重把“资本主义萌芽”称作中国经济史学中凭“主观愿望去构想历史”的一个“情结”，但肯定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把中国纳入世界史、以欧洲作为参照系的努力[5]22-23。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性质在于“以生产关系为中心”：“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虽然也谈生产力，但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6]125-126而生产关系被简化为雇佣劳动问题，那么据以判断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问题上就明显存在争议⑥。
    科大卫同样认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被设计出来以回应曾经繁荣、发达的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的问题的。雇佣劳动可以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作坊和资本主义的工厂。工厂“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上半期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且工厂里实行作坊里所缺乏的制度，即“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7]59。
    把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如明清时代的江南出现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作为“萌芽”来看，不如放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谱系进行考察。这样，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过程，姑且去掉“萌芽”，考察资本主义的兴起应该更有切实意义。不妨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提法，马克思仅有的一点涉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在谈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所说的一段话：“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8]823这里的关键问题是：16世纪开始的、后来被大家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及其物质表现并没有产生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的地中海沿岸，而是在似乎没有“萌芽”的尼德兰和英格兰。换言之，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资本主义不等于商品经济、雇佣关系等个别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定义就是个问题。刘光临正本清源，对西方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和逻辑的谱系做了十分清晰的梳理[9]14-26。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有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不仅作为一种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甚至科学技术，还涉及法权、政教、精神文化等。所以，对资本主义发生的探讨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