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主义发生问题的探讨：顾准和黄仁宇
    顾准与黄仁宇虽然学术背景、生活经历迥异，但在资本主义发生问题上，都把关注点放在欧洲特有的条件和因素上，而包括明清时期商业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内的中国缺乏这些能够引起变革的条件和因素。
    （一）顾准的思索
    20世纪80年代初，顾准写于“文革”后期的遗稿《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10]发表。该文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或欧洲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中国的土壤无法自行酝酿出资本主义来。虽然简短，但其思路与一些精彩论断不仅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概念的理解，而且与中外学术界许多讨论的议题和观点有相通之处。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原始积累以及《共产党宣言》的有关论述展开，顾准首先指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主导的中世纪“商业城邦”、“城市共和国”其实秉承了古希腊、罗马“航海”、“殖民”、“商业”的遗产，进而批评了一种“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萌芽来云云。”这是对前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经典论述之预设前提的否定。
    诚然传统中国从不缺少商业、发达的城市、航海业，但“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相反，“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的欧洲中世纪城市之兴起，与“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按照“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断言：“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这种孕育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有欧洲具备，但这只是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
    鉴于资本主义没有诞生于希腊、罗马商业城邦，顾准进而推论：“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我们后来所谓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在中世纪意大利商业城邦共和国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发展起来，尽管现代银行、会计乃至文艺复兴滥觞于兹。地理大发现后，威尼斯等商业城邦衰弱了，显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的”。但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她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后者的事例为曾一度称霸海洋的西班牙。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英格兰，“市民阶级”才转化为“资本家”？顾准进而探讨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背景为何，无可回避地触及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无疑，马克思所称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纪的秘密”，但中外历史上更早的时候并不缺乏自由劳动者。顾准指向了其他的因素：“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十六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但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之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的特殊的优越性”。欧洲先进法权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潜在优势”通过产业革命才“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那么，回到老问题：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在英国？顾准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事变聚合的结果。但产业革命一旦发生，则传播到全世界。不过到了20世纪，广义上的“现代化”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可与产业革命分开。顾准虽然仅仅听说过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但却认同从精神文化等多视角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观点。
    总的说来，按照顾准的说法，催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植根于欧洲土壤，其在时间序列上逐步发酵并表现为一定现象的空间存在中心则在西欧和南欧不同地方移动，而且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现终于使逻辑上的“必然性”在特定的时空里变成现实性。以欧洲的经验作为标准，帝制中国不具备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法权体系、政治制度、阶级结构、精神文化以及海外殖民、产业革命。另外，将自宋元以来近千年里经济持续发达、繁荣的江南、岭南等极少数地区的某些生产关系领域里出现的现象归诸“资本主义萌芽”，以证明社会进化的所谓普遍规律，显然是缘木求鱼。
    （二）黄仁宇的叙述
    凭借《万历十五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坛引起轰动的黄仁宇，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问题的思辨同样令人耳目一新。《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开篇即考释“资本主义”一词的来源，提到韦伯也清楚“新教伦理”的唯心主义限制，认识到“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11]8-9。如此，受唯物史观支配或影响的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路径显得十分必要。但如同顾准的质疑，黄仁宇也指出过分强调经济视野的局限，即“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明清时期有许多类似“外放分工办法”的例子，若将之归诸“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这种“萌芽”何以几百年也没有开花结果[11]12-13？
    如同顾准，黄仁宇也认为：“资本主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成效来看。”[11]16他也同样从中、西“组织与结构的差异”思考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而资本主义与产业革命有逻辑关联。他认为，资本主义“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其发轫及发展是在欧洲“主流”地区和国家进行的[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