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威尼斯经验”。13、14世纪的威尼斯作为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但萌芽能否长大成“一种理性的系统”则需要适宜的政治环境和体制。“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11]78
    第二步是“荷兰共和国经验”。17世纪荷兰的成功在于新形成的民族国家保证了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面去”[11]129。而宋以来的中国纵然出现资本活跃的情形和全国市场的雏形，也缺少体制的保障。
    第三步是“英格兰经验”。英国在光荣革命（1688年）前后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家时代”[11]202。与缺少中央集权的荷兰不同，英格兰日渐成熟和强大的民族国家从政治上和法制上确保了已经生成的以私人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同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也与光荣革命同时。可以说，“资本主义已于1689年前后在英国立足”。“这种情形也证实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必与国家和政府互为表里。否则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出于无结构之冲动；或者资本主义的理想没有行动支持，都属于泛言，既难能捉摸，也无法论断。”[11]243
    黄仁宇强调了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从企业会计到国家财政、国家按企业资本规则经营的理性与“数目字管理”的作用，认为英国“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11]246。中华帝国虽然实行中央集权，但明清时期在“洪武型”的财产制度和财政制度下，作为国家运转机器的官僚--“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加之内陆国家“‘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11]466。
    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持同样立场，即以（近代）西方为圭臬，认定近代西方入侵前的传统中国社会是落后、僵化的，无法自我突破走向良性循环或发展-这是研究的前提预设。由是，他认为儒家无为而治、藏富于民的思想逻辑在传统财政体制（贯穿明代始终的洪武体制）和国家官僚制度下无法良性运动和调节，是由内在矛盾决定的。所以黄仁宇与很多论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中国王朝循环下的社会演化是“传统内变迁”；而资本主义在传统中国社会好像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帝国的制度缺陷使然。这种对中华帝国的定性可以归诸“韦伯情节”。
    顾准和黄仁宇都强调了欧洲社会的特殊性和偶然的契机。但与欧洲不同，中国本土及周边有广大的市场，尽管明清时期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有向海外扩张的要求，而且在明中后期主要以走私的形式参与了全球化的市场与经济交流，但毕竟不像英、日岛国以及拥挤的西欧、南欧的经济扩张那样，靠国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开拓打破瓶颈。另外，长期以来，学者认为被当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与中国近代开埠以来的现代实业没有衔接起来。但近二十年的江南史研究证明，江南等较少受到政府策略干预的个别传统发达地区在近代没有如想象的那么衰微，不少旧有的金融和企业组织成功转型，得到新发展，而明清时期作为市场经济桥头堡的市镇开埠后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带动下成为新兴实业和商业的基地，其败落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集体化以后的事情[12]187。然而，无论比较的立论、视角、路径如何不一样，关于产业革命所标志的中西社会的分流是不争的共识。
    四、21世纪初以来早期现代化、工业化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渐实证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仍以江南地区为关注重点，但新兴的区域史特别是江南区域史的研究范围则拓展到包括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原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忽视的领域，而且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路数越来越为学者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所引发的运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语探讨中国市民文化的热潮，到20世纪90年代受到西方影响所展开的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讨论热潮，都显示出实证主义的趋势并没有完全湮没思辨旨趣的张力。特别是21世纪初年出版的几部宏观论述中西比较、区域比较的译著在学界的轰动，反映出难以挥之而去的“李约瑟难题”与“韦伯情结”。王家范认为，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细密化”趋势的，是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和理论思辨的淡漠。而加州学派的作品从《白银资本》到《大分流》都刺激着中国学者对理论、中西对比、整体历史评价的关注[13]46。只是，这期间宏大叙事的概念、范式、路数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现代化理论的标准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话语的褪色，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范式也渐渐被有关现代化的论述所取代。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化即西化、资本主义化，历史上现代化的发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的，而工业化显示了现代化在物质力量上的优越性。吴承明总结了历史上关于西欧现代化的各种有影响的理论，认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3]5-6当然，现代化不同于工业化，前者含义更为广泛，“现代化过程包括物质、制度、思想多层次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态多方面”[3]13。总之，工业化、现代化、资本主义都是用“进化”的理念分析社会发展过程，进步与否成为衡量社会变动的决定性标准[14]。因此，关于早期现代化理论为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实质延续的说法亦无不可[15]117。
    如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和现代化的趋势或萌芽是否在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普遍性？吴承明在为王国斌《转变的中国》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谈到历史发展的多元化问题，并且援引傅衣凌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但还是承认中国以及其他欧美以外的社会都最终“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到世界历史中来了[16]中文版序。
    基于上述认识，研究现代化之前的“早期现代化”就有助于辨识各个社会、各个文明之间的异同。而主要基于江南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加州学派对早期现代化、早期工业化的阐释以及学术界的各种回应成为21世纪以来的一个焦点。加州学派的问题意识立足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全球性比较和综合的研究视野：“如果我们以欧洲为世界体系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1800年以前的全球性关联；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全球性关联通常有利于西欧，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欧洲人创造了这些关联或对其施加影响。”[17]2这就需要研究导致“大分流”的工业革命之前的早期工业化或早期现代化。
    （二）加州学派的观点与争议：江南道路与英格兰模式
    被划归为加州学派的中国学者李伯重将“早期工业化”定义为“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他认为：“虽然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必定导致近代工业化，但是前者仍然可以被称为后者的一个先行阶段，为后者的出现准备了若干必要条件。”[18]前言，第6页
    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讨论多集中于明清江南史研究领域。李伯重指出，“大分流”史观其实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史观的一部分。由于江南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性，江南经济史研究在“全球史”和比较视野中具有一种显要地位。国际经济史学会第15届大会的闭幕式上，特别安排了一场题为“Why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ish”的辩论会，中国是重要话题；而在谈到中国时，主要都是针对江南[19]63。
    按仲伟民的观察，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欧洲”、“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彭慕兰《大分流》则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是根据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选取英格兰与中国江南、欧洲与中国两组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比较的单位。同时，尽管英格兰与江南的比较是该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和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产生分流，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密切的关系[20]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