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永无休止的范式探讨与扬弃
    历史学家并不满足纯粹事实的考证，而且也无法穷尽所有史料，因而必须实现对史料的超越[31]157。正如王家范所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没有概念作为演绎工具，即便是单纯的史料编纂也做不起来；没有理论的归纳与提升，何论历史学诠释的发展？”[13]51-52黄宗智的习史历程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到理论探讨的纠结，他认识到：“历史探究要求在经验和概念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在证据和观点之间形成他自己的联系。理论也许是我们的刺激、陪衬或指南，它从来都不应当成为现成的答案。”[32]127
    那么，什么是理论？杜赞奇对“理论”的宽泛解释颇有道理：“指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反思，包括历史概念的预设、历史学家的作用、再现历史的手段等。”[32]9其中，问题意识是思考的起点、研究的规范、学术的指归。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1]164。在这里，从具体社会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论范式可以很有效地运用到其他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去，所以不应将这种努力一概贴上“欧洲中心论”的标签。
    纵观近百年来江南史研究历程，可以说问题意识贯穿了各个阶段，而且都被置入比较的视野中，试图寻索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种对范式的永无休止的探讨往往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并将遭到质疑、批评，遇到瓶颈，随后继之以突破瓶颈，产生新的范式，史学研究和认识就这样在范式的扬弃中不断推进。诚如吴承明所言，“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的或者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这种永无止境的认识和再认识过程“不是复旧，而是创新”[33]315-31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6-02-26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收稿日期]2015-07-10
    注释：
    ①2008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江南史研究中心”承办的“明清江南史研究视域与方法回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海盐召开。与会的三代江南研究专家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出发对过往的明清江南史研究进行回顾、鉴定和评价，许多议论发人深省。论文会后结集出版为王家范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②黄宗智早在1991年即宣称美国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史领域处在范式的危机中”。他寄希望于一些内含矛盾假设的命题和悖论，如“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分割的“自然经济”和一统化的市场、没有公民权利的公共空间的扩张等等。参见P.C.Huang,"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Vol.17,No.3（1991），pp.299,314-322。
    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有细心的学者发现了这段话与邓拓的渊源，参见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33页。
    ④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编入如下几种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田居俭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进行了详尽整理，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下），（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
    ⑤不过，一些老一辈学者至今并不认可对资本主义萌芽及其讨论的否定。方行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新中国学术界的一桩“盛事”，因为明清阶段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客观事实”。参见方行《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52、157页。
    ⑥傅筑夫认为称存在雇佣劳动现象的战国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亦无不可。参看傅筑夫《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69-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