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用自发骚动、起义动摇破坏了封建统治基础，还表现在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军队，直接去消灭这种统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农与新式地富、在乡商人有了较多共同利益，他们在新军中占有相当大的部分。⑩
    富商德川幕府晚期，随着幕府、大名、武士们财政入不敷出，普遍负债，城市高利贷商人的财产膨胀起来。有的日本研究者认为当时国家总收入的十六分之十四、十五集中在富商手中。（11）尽管这数字可能夸大，但全国财富的大半无疑是在富商们手中的。
    这些有特权的商人虽然财产庞大，依然不是资产阶级，因其资本未渗入生产领域，只是寄生于领主们的封建剥削制之中。他们虽然依附于幕府、大名，双方的关系却不是铁板一块。当富商势力过大时，领主们就用没收财产、赖债等方法抑制打击他们。（12）而当领主力量衰弱时，富商们也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对方。以三井为首的富商之所以在倒幕的决定性战役--鸟羽、伏见战役中肯向新军提供军费，并在维新政府成立后给以财政支持，就是看到幕府已近寿终正寝，不可救药了。
    这样我们看到，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是由多种势力组成的，而核心是幕府，它的崩溃是导致封建统治完全崩溃的关键。幕藩领主制潜在的离心可能，在晚期幕府统治衰弱时成为现实。下级武士、大名、富商等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先后离去，从侧面大大削弱了幕府，使它成为光棍司令；而农民、市民频繁的自发起义则从下面强烈地震撼、破坏了它的统治基础；最后，以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乡村资产阶级为领导的维新派的联合进攻从正面给了它致命一击，本已病入膏肓的幕府终于一命呜呼了。之后，随着维新派的连续进攻（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取消封建特权，打败士族复辟等），封建统治全面崩溃。倒幕--明治政府的建立、巩固，资产阶级维新的两步曲顺序完成。
    再看中国。
    戊戌变法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实权派后党面临三股离心力量的挑战--资产阶级改良派、帝党、农民。但是，由于这些力量的弱小，不能使清朝统治出现危机，变法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戊戌变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十多年才发生，但要认清变法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特点，必须追溯到战前。
    在被迫开关前，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制国家。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沿海地区稀疏出现，但小农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直到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在华获得大量特权，外国资本对原料的掠夺及大量廉价棉制品和其它商品的输入，中国的商品性农业才有了较大发展，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才被初步分解。但小农之所以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只是在原有生计被破坏后的无奈之计，不得不走的求生之路，并不能因此获利。所以，这种分解只是在外力作用下被动畸形的产物。在正常的、自发的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通过占有多数小农的剩余劳动，农村会产生一批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型地富、商人。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多数小农的剩余劳动最终都被外国资本夺去，农村资产阶级并不能生长出来。
    在城市，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地产生出来，但它同样是列强侵略、商品输入、资本输入等外力作用下的畸形产物。它并不能由手工工场的正常途径发展而来，而只能由与封建政权有较多联系的官僚、绅商投资创办。
    经济实力相当弱小，先天就带着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很大依赖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变革愿望，但要独自掀起一场变革运动是不可能的。戊戌变法的产生，更主要、直接的导因是政治性的。从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的接连失败使中国愈益面临被吞并的危险。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及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后，亡国灭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了。于是，一部分敏感、爱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痛心疾首，从封建阵营中分化出来，反映人民呼声，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发动了这场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康梁们慷慨激昂，上奏折，联帝党，结同志，组学社，鼓励、扶植民办企业，（13）一时间颇称得风起云涌，轰轰烈烈。但是，由于缺乏实力，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秀才造反罢了。变法遭到了“全国握持政柄之人”的几乎一致的抵制。正当康有为书生气十足地向光绪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时，慈禧已“早定密谋”，“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14），一旦时机成熟，就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运动。
    总之，作为变法运动的实力基础，中国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素质差，经济力量小。这样，作为这个运动的政治代表，康梁改良派也必然力不从心了。
    帝党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帝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和。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派“新政”破产，后党受到舆论攻击的情况下，帝党趁机抬头，因自身力量单薄而拉拢康梁改良派。在他们的支持赞助下，变法运动得以在全国展开。可双方联合后的力量亦不过如此，弹指之间，帝党成员相继被逐，后来连翁都在所难免。尽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们争得了起草上谕权，连连颁旨变法，但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15）随着光绪的最后被囚，帝党就完全败下阵来。
    农民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始，清王朝已趋于衰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鸦片战争失败后，大量外国商品、鸦片的流入，加上巨额赔款，使中国白银迅速外流，物价腾贵，农民负担较战前益发沉重。1851年爆发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最大的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义历时十四年，席卷大半个中国，人数达到一百多万。在它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已摇摇欲堕了。
    但在作出妥协让步后，取得了列强和汉族官僚地主集团有力支持的清政权终于渡过了这次危机。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到1875年，大的起义就基本结束了，出现了被统治者称为“同治中兴”的暂时平静局面。
    到戊戌变法前，农民起义仍然处于低潮，对政局并未发生显著影响。一些小的起义虽也给清政权以打击，主要却是以反洋教方式进行的反帝斗争，因此也易受清室诱骗，使义军瓦解。（16）此外，各地虽还有些小的骚动，但影响亦不会很大。（17）
    “清朝最严重的危机是在1860年皇室逃到了热河的时候，北方是英法联军深入京畿，南方太平天国正得到新的胜利，而同时曾国藩的湘军也在全盛期。这三方面都有使清皇朝复灭的可能。--1860年的危机渡过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主势力仍觉得这个政权是值得支持的，外国侵略者也觉得最有利的办法还是支持这个皇朝”。（18）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本来存在的汉族官僚地主集团对清室的离心可能不仅消失了，双方反较以前更紧地结为一体；列强不仅没吞并中国，相反却通过扶植清室走狗的方式巩固了它的统治。这样，就使清政权增强了镇压人民的力量，增强了抑制革新的力量。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清朝统治者一次新的冲击，加剧了统治阵营的分化。但一方面清室通过更大的妥协（签订马关条约，赔款、借款、容忍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再一次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内部离心力量不足，就使清政权的统治危机暂时还没能出现。而康梁们在没有迈出第一步（推翻封建政权）的情况下就想先行第二步（建立维新政权），因此，失败是必然的。
    以上比较、总结，使我们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主要在于封建社会内部离心势力的强大及资产阶级已有一定发展，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则是由封建社会内部离心力量不足及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造成的。
    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人口、面积都比日本多几十倍，因此，单从两国资产阶级力量、人民起义规模的绝对数字上相互比较是不准确的，用相同的分子除不同的分母其所得值是绝不同的。为了发现历史真像，更准确的方法是把维新力量与其敌人--本国的封建统治力量比较，而在这种相对比较中，无论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的离心力量方面，还是在作为新社会的本质代表--资产阶级的发展方面，日本都比清帝国强得多。另外，从阶级素质上讲，正常、自发、独立地产生的日本农村资产阶级比起畸形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来，也是远为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