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部的力量：阻力与助力
    日中都是在列强的武力下被迫开关的，但是，由于时间、地点等历史条件的不同，他们对两国变法的主观倾向（亦可称直接作用）和客观压力（亦可称间接作用），也是不同的。
    先看日本。
    A、主观倾向
    一方面，列强的力量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南北战争、法国墨西哥战争、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及印度反英大起义中被消耗、牵制，减轻了对日压力；另一方面，列强又因各自的利益不同而不能一致对日。当时在日矛盾最大的是英法。英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在列强对日的进出口贸易中它占有80％的份额。（19）最初，它与美法荷共同支持幕府，但当幕府危机加深并倒向法国后，在更符合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下，它转而支持倒幕，与西南强藩之一的萨摩结成了“萨英同盟”。法国虽大力支持幕府，但英国的实力使它亦不得不有所顾忌。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英法俄国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20）
    B、客观压力
    幕府统治危机和革新力量壮大对明治维新成功来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由于开关造成的压力在这两方面都不利于幕府，因此客观上助了维新倒幕势力一臂之力。
    首先，列强叩关加速了幕府统治危机的到来。在美国舰队的威胁下，向来独裁的幕府惊慌失措，被迫请示天皇，向大名咨询对策，允许人民发表意见。它的专制地位被削弱了。另外，外国廉价商品输入，本国黄金迅速外流，物价腾贵。这不仅加重幕府、大名的财政困难，也使得市民、农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急剧恶化，于是各种形式的暴动、起义迅速增加（1860-1867年间的农民起义比过去五十年还多一至二倍（21）），成为动摇幕府统治的最大力量。
    其次，开关客观上促进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从1858年被迫通商到1868年明治维新，只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列强还未能过于破坏日本原有手工业，操纵国计民生，从而使已独立成长起来的农村资产阶级依赖于他们，但由于生丝、茶、棉等物出口的猛增，使蚕桑、茶叶、棉花的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带动了缫丝、棉纺、制茶等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如1854--1867年日本全国雇佣10人以上手工工场从三百个增到超过四百（22）），从而使农村资产阶级更为活跃，维新力量随之增长。（23）
    再看中国。
    A、主观倾向
    中国这块肥肉太大了，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有胃口能独自吞下它。因此，甲午战争后，形成了列强在华争夺、划分势力范围，并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扶植代理人的局面。当时，势力最大的是英俄两国，在1898年两国势力大致是平衡的。（24）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列强基本采取观望态度，除美英日等国一些传教士及其他私人活动外，各使馆并无任何明确的支持或反对行动。政变发生时，英公使窦纳乐在北戴河避暑，英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认为英传教士李提摩太对变法的建议是些“无稽之谈”，“愚蠢的建议”（25），沙俄同样未采取行动。康有为不怀疑“有任何列强参与这次政变”。（26）
    英国并不是不赞同变法。白利南认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27）英日等之所以未采取行动反对政变，仅是因为他们看到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可能是乐观的”，不宜轻率行动。（28）而他们之所以在事后又大力营救康梁，反对废黜光绪帝，也仅是为了使列强在华势力平衡以免被俄国占太多便宜。
    B、客观压力
    在中国，外部压力的客观作用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对于变法的发生来说，它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无论变法的阶级力量--上层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变法的政治导因--救亡图存，都是列强侵略后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对于变法的成功来说，它又起了阻抑作用。因为通过几次侵略战争，列强虽大大打击了清室的统治实力，但随着其势力日益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在更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就由打到拉，通过帮助绞杀人民起义转而扶植清政府了。尽管某些帝国主义在变法时期主观上有赞成维新的一面，但远在变法几十年前就已进行的这种扶植客观上增加了清室的实力，有助于它镇压维新。而且，从1842年通商到戊戌变法，其间经过了五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被迫分解，而民族资产阶级也才能在此基础上畸形产生，因此而造成的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使它的力量必然是软弱的。
    如上所述，尽管列强的主观倾向和开关的客观压力对变法来说只是次要因素，但它造成的整体效果却是不相等的。对变革实力较强的明治维新来说，它起了催化、促进作用，是助力；而对先天不足的戊戌变法来说，则有阻力也有助力。从导致变法失败的角度看，其阻力是大于助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