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基础在于教育，科学家、发明家的出现离不开教师的培养。尽管上述英国名人成为其国家有用之材的过程各不相同，但老师们的引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牛顿（1642-1727）在剑桥大学读书时，要不是该校数学教授巴罗发现他是个人才，把自己的广博知识传授给他，并举荐他为研究生，对他认真加以培育，研究生华业后不久又推荐他接替自己“鲁卡斯数学讲座”教授的职位，他也许不会成为如此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机械师出身的瓦特（1736-1819）虽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读了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并且经常请教格拉斯哥大学的布莱克教授，应用了布莱克关于“潜热”的原理，根据蒸汽变为水的潜热和汽缸材料的比热，计算出各种大小引擎的蒸汽消耗量，证明小引擎的消耗量大，才找到了改进原有蒸汽机的办法，于1769年试制成功单向蒸汽机，1782年造出双向蒸汽机。又如煤矿工人出身的斯蒂芬逊（1781-1848）虽然早年是个文盲，但他在十八、九岁时进入夜校刻苦学习，因而掌握了一些文化科学知识，为其阅读各种科技书籍和探讨蒸汽机的奥秘创造了条件，使他后来能够发明蒸汽机车。这类事例说明，教师是科学家的启蒙人，科学家也是培养人材的教师。从这个认识出发，教师们对于培养人材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我们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二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之所以执行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得很明白：“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16）这个结论既然是泛指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然也就包括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内。它既分析了英国资产阶级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阶级属性和时代色彩，也揭露了其“重用”知识分子的动机和目的。为了把广大知识分子变成受它雇用的仆役，忠实地为它服务，英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有利于收买他们的措施。其特点，明显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注重“培养”与“使用”知识分子，是英国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当时，英国政府机构为了向国家输送各方面的人才，相当注重培养知识分子。其培养知识分子的办法有三：一是通过各类学校培养，这是主要的；二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学成后归国；三是把外国专家请进来讲学，以取长补短，帮助提高本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至于培养国家高级人才的任务，则主要交给高等学校和伦敦皇家学会（科学院）承担。当时英国的许多著名人物，几乎都是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即使有些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的人，一旦国家发现他是个人才，也注意对他的培养和造就。例如法拉第（1791-1867）出身于钉书店学徒，未受过正规教育，后经勤奋自学，掌握了不少数理化方面的知识。当伦敦皇家学会著名化学家戴维发现他是个人才时，就把他搞到自己的实验室来当助手，积极地培养他，使其后来当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主任，成为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近代电磁学的奠基人。又如焦耳（1818-1889）原是个酿酒工人，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由于其刻苦自学物理、化学有成绩，被当时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道尔顿发现是个人才，因而得到道尔顿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以及伦敦皇家学会的培养，后成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者之一。正因为当时英国政府采取了较好的培养知识分子的办法，注意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所以它能够使全国人才辈出。
    英国政府对于凡有一技之长而又愿意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一律给予“信任”和“使用”。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视为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更是不拘一格，提拔重用。达尔文（1809-1882）在1831年剑桥大学毕业后，经汉斯罗教授的推荐，就得到政府的重用，让他以自然科学家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军舰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为其后来提出著名的进化论学说、成为近代英国伟大生物学家奠定了基础。海王星发现者之一的亚当斯（1819-1892），当了剑桥大学教授和该校的天文台台长。焦耳因为自己在物理学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于1850年被选进伦敦皇家学会。洛克曾任英国的商业监督官。斯密曾任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不可知论创始者休谟（1711-1776），当过英国驻法代理公使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近代有机化学奠基人之一的卡尔·肖莱马（1834-1892），原是个德国的知识分子，他因在德国得不到重视，后来迁居英国，当了欧文斯学院有机化学教授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作家出身的迪斯累里（1804-1881），曾三任英国财政大臣、两任首相，因其对国家“有功”，被女王封为伯爵。牛津大学毕业的坎宁（1770-1827）和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毕业的帕麦斯顿（1784-1865），都曾先后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要职。由于当时英国政府比较善于利用每个知识分子的专长，对他们敢于提拔和使用，因而使他们能够尽力发挥其才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尊敬”和“关心”知识分子，是英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因为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知道，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使其国家繁荣富强，是须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英国政府，并不象中世纪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罗马教皇那样对科学家采取打击迫害的态度，而是对愿意为其效劳的知识分子采取“尊敬”和“关心”的政策，以鼓励他们为资产阶级卖力。例如对斯密，由于其学说完全表达了资产阶级想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迫切愿望，因此受到英国政府的嘉奖，被称为“苏格兰的贤人”。（17）他的《国富论》（1776年）发表后，其本人在伦敦受到特殊的尊敬，就连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他的学生。在议会讨论法案时，皮特常常引证他的著作，以解决与会者之间的争论。后来，斯密还被推选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享有资本主义社会很高的荣誉和地位。法拉第在1862年从皇家研究院退休后，维多利亚女王为表示英国政府对他的关心，还从萨里郡汉普顿宫拨出一幢房子赠给他，让他安度晚年。固然，英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它确实起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作用。
    （三）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是英国政府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主要办法。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欧洲国家，象经济比较落后的沙俄等国，尚不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从而轻视知识分子的话，那末，当时的英国政府则不同。它懂得知识分子对于巩固资产阶级政权与加速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并采取提高知识分子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办法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有卓越贡献的知识分子，英国政府给予了很高的物质待遇和荣誉地位。例如1785年发明水力织布机的卡特莱特，英国政府为表彰其对国家工业所作的贡献，除发给他一万英镑奖金外，还由女王授予他爵位。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由于国会批准其发明蒸汽机的专利权，使他成了一个家财万贯的富翁。在1790年后的十一年里，他就获得了七万六千英镑的专利税（18）。同时，政府还给予他很高的荣誉：1785年，选他当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806年，授予他格拉斯哥大学法学博士头衔；他死后，政府还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9）里为他立了塑像；人们为了纪念他，还用“瓦特”作为计算功率的一个单位。原在剑桥大学任教多年的牛顿，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于1688-170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699年被任命为英国造币局局长，1703年起当上了伦敦皇家学会会长（一直当到他逝世），1705年被女王授予爵士称号。1727年逝世后，他作为有功于国家的大人物被葬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达尔文成名后，不但其母校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而且英国政府在他死后还把他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与牛顿的墓并排，作为国家名人来纪念。
    总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现出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有其阶级的和社会制度的局限性。但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它，又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当时，英国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一个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才加速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成为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