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革命结束后，以凯末尔为首的革命派利用自己掌握的共和国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实行了一些具有反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政教分离，打击教权势力由于奥斯曼帝国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斯兰教权统治成了土耳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在废除哈里发制度的同时，取消了宗教基金部，并封闭了教会学校。一个月后，又废除了宗教审判制。1925年，通令全国人民采用欧式礼帽，随后又取消了伊斯兰教普修士教团及其寺院。1926年，颁布了按欧洲形式制订的民法典，取代了原来的伊斯兰教法。1928年，大国民议会通过在宪法中删去“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规定。（13）同时，上任的政府官员原来采用的宗教宣誓仪式也为普通仪式所代替。通过上述改革实现了政教的完全分离，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2）促进妇女解放，有利社会发展共和国成立以后，土耳其妇女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1925年7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改革家庭生活的法律，废除一夫多妻制，规定结婚必须正式登记，妇女可以不戴面纱，男女可同校学习，同乘车船等等。这一改革使几百万土耳其妇女开始摆脱封建枷锁，有可能积极参加建设祖国的各项事业。女律师、女医生和女教师人数逐渐增多。1930年，妇女获得了市政选举权。1934年，妇女在国会上获得了席位。（14）由于妇女走向社会，积极争取男女平等，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发展教育，提高文化 为了改变奥斯曼帝国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文盲率高达90％（15）），在共和国宪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要普及教育。在中央政府设立了教育部，统一领导各级教育事业。全国实行义务初等教育，并兴建了数以千计的学校。1923年至1928年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16）工业、农业、商业、艺术等各类学校日益增多，并先后创办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1928年，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采用并推广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新土耳其文字。十年后文盲率降低到50％以下（17）。
    （4）改革税制，发展经济共和国建立后，积极采取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经济。1925年2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什一税，以土地税和出售农产品的所得税代替什一税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停止征收实物税，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此外，国家开办了农业银行、农业研究机构以及示范农场，大力促进农业的发展。国家还努力加速铁路建设，改善交通运输，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上述许多改革措施，虽然都是在革命结束以后逐步实行的，而且主要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它们都是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具体体现了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都有利于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历史作用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
    三
    1918-1923年土耳其革命的领导权落在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手中，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由当时土耳其国内的具体条件决定的。革命前，土耳其在封建制度下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力量虽然弱小，但要求得到发展，对外来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日益不满和反对。特别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影响，革命热情高涨，积极鼓吹民族独立，反对专制。在知识界、工商界和军政界都有革命的拥护者和同情者，从而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力量。青年土耳其党人就是这种政治力量的初期代表。在1918-1923年土耳其革命中，以凯末尔为首的革命派继承和超过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展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凯末尔本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土耳其的民族解放事业，坚定地领导土耳其人民赶走了外国侵略者，维护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土耳其人民给予他以高度的崇敬，并尊称之为“国父”。
    在当时土耳其的社会结构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由于他所处的小生产地位的限制，力量分散，缺乏组织和明确的斗争目标，因而往往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利用或控制。由于土耳其资本主义刚刚发展，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人数很少。20世纪初年，工业和运输业工人只有4.5万人（18）。虽然它的先进分子于1920年9月创立了共产党，但这时土耳其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操在凯末尔等人手中。后者虽在国际上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在国内力图影响和控制工人群众，并对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实行镇压措施。因此，工农群众及其组织都未能对土耳其革命实行领导，这是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的必然结果。
    土耳其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革命前，1913年土耳其曾经对六个主要工业据点进行过一次不完全的工业调查，据当时统计，总共只有269个工业企业（其中开工的为242个），拥有1.6万名工人。而在这些企业中，只有15％的资本属于土耳其人。（19）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却已有长足发展，逐步形成了较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大得多的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大多数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因而同封建土地所有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耳其新兴资产阶级由于上述先天不足带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给凯末尔为首的革命领导集团打下了鲜明的阶级烙印，从而使革命本身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场革命没有触动土耳其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的土地问题并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