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埃及的“政治伊斯兰”活动愈演愈烈。这固然与当代埃及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今天的源流。作为直接与当代衔接的现代和近代史环节，是观察一些当今问题时不可缺少的依据。因此，为了对“政治伊斯兰”问题有较系统全面的认识，就不能不对1798-1952年的埃及历史进行探讨，并对埃及伊斯兰改革思潮的产生和演变作认真的分析。如果这种分析比较中肯，那么，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其意义可能会超出对埃及研究的范围。
    一、伊斯兰改革思潮的历史与代表人物
    1798年-1801年拿破仑侵埃和1805年穆·阿里执掌埃及大权，这两个事件揭开了埃及近代史的序幕。从此，埃及的伊斯兰改革思潮便进入酝酿阶段。
    这一思潮的最初萌芽应归功于里·塔哈塔维（1801-1873年）。1826年，这个爱资哈尔大学的毕业生，作为阿里派出的一个留学生团的专门神职人员来到法国。在巴黎的五年，他深受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熏陶。归国后，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他为近代埃及新闻、教育、翻译、出版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通过这些工作和数量惊人的译著，用伊斯兰教的语言大量传播了维新思想。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是出于伊斯兰的源头；对国家的忠诚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①他所说的国家，正是指阿里的资本主义改革所造就中的埃及民族国家。不过，塔哈塔维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理论，他主要是为维新思想的引进、为这一思想与伊斯兰教的混合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1871年，著名伊斯兰改革家加·阿富加尼（1839-1897年）流亡到埃及，借爱资哈尔的讲坛宣传其主张。他认为，伊斯兰教是顺应时空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灵活的宗教”。他痛恨当世穆斯林内部的分裂和统治者的无道，痛恨“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主张根据“自由的原则”建立宪政，采用一切先进而又不违背伊斯兰精神的物质手段，组成一个“统一、紧密和现代化的伊斯兰社会”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伊斯兰改革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普遍受到了阿富加尼上述思想的影响。除了传授理论，阿富加尼还热衷于舆论的鼓动。他“利用大多由他创办的埃及报刊，做了最大量的工作”，使埃及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获得很高的威望。③为此，他成为埃及统治者的眼中钉，于1879年被驱逐出境。
    阿富加尼的被驱逐，实际上是个朕兆，反映埃及的民族与阶级矛盾日深，一场社会风暴将至。这就是以埃及中、小地主和小农为社会支柱的1881年奥拉比起义。这场起义的失败，又导致了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改革家穆·阿卜杜的流亡。
    穆·阿卜杜（1849-1905年）幼年到青年的经历与塔哈塔维相似。他1866年入爱资哈尔攻读，不过与他的许多同学不同，除了神学课目，阿卜杜还自修了历史和自然科学。④毫不奇怪，这样一个不恪守神学意识的学者，会在五年后拜阿富加尼为师，并成为其最得意的门生。在阿卜杜一生的后期，其理论又有了明显的改变。他退而主张“进化，而不是革命；优先考虑的应是教育，而不是社会、政治变革；（改革）应从个人，而不是从社会开始；应改革语言、机构，而不问权力当局。”⑤在实践上，1883年之后，他几乎再没有过问过政治。
    如果，从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伊斯兰改革思潮逐渐发展成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潮，因而可称为上升时期的话，那么，阿卜杜的后半生就可算是低潮时期。这一时期和整个20世纪初叶，伊斯兰改革思潮丢掉了政治锋芒，发展的势头也减弱了。到20世纪初叶，埃及的社会生活中和政治舞台上，再没有哪位伊斯兰改革思潮的代表人物能享有阿富加尼和阿卜杜当年的威望了。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已不把伊斯兰改革思潮作为主导思想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思潮已寿终正寝。相反，它依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有着影响。如阿卜杜1888年返回祖国后被委以教育、法律方面的一些要职。其间，他推行了不少改革措施，包括对爱资哈尔这样的伊斯兰守旧思潮中心进行改革。
    阿卜杜逝世之后，伊斯兰改革思潮中崛起了以拉·里达为首的“明灯派”。里达（1865-1935年）出生在（西）的黎波利，并在那里度过了前半生。约在1899年，他来到埃及，拜阿卜杜为师。从此，他成为20世纪初叶埃及伊斯兰改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具有改革思想，当他约在1908年返回沙姆演讲时，竟当场遭到阻拦，引起骚乱。⑥然而，比起其老师来，里达并不是侧重于改革，而是侧重于复古。阿卜杜否定了除《古兰经》以外的几乎所有伊斯兰立法渊源，同时给理性的运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里达则是尽量恢复前者，同时大大压缩后者的范围。⑦尽管他反对盲从中世纪伊斯兰学者，主张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教义基本原则作出新解释，但其出发点是遵循《古兰经》和先知及四大正统哈里发时的传统。在他创办并主编的《明灯》杂志上，这位曾遭保守派反对的开明人士，全盘否定了基马尔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里达的思想和言论日趋保守并脱离社会现实。一位著名学者评论说：他的改革对保守派来说是太大胆了，其清教主义对老百姓来说则太枯燥了，而其“限制对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来说又是太生硬了”。他最终是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中死去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