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巴纳这个年仅22岁的无名青年。在小城伊斯梅利亚创建了由6 人组成的穆斯林兄弟会。10年后，这个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骨干力量，以工农（包括城市贫民）为基本成分的政治组织已发展到全国。总部也迁到了开罗，活动范围遍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领域。又过了不到10年，该组织在埃及有了一、两千个分支，50万会员和几百万“预备会员和支持者”（30）在埃及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40-1951年，埃及的反英秘密活动“在政治上、组织上、后勤上都受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31）。30-40年代，该组织还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一些伊斯兰国家设立了分会，（32）在阿拉伯政治生活中也有了很大影响。（33）可见，伊斯兰改革思潮再次焕发了活力。
    然而，巴纳所代表的这股思潮并非老调重弹，如果就阶级实质而言，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新思潮。前辈伊斯兰改革家们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巴纳则不同，他是小资产阶级代言人。
    一些埃及历史学家认为：“知识分子……是19世纪以来埃及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一个阶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34）实际上，20世纪初以前的“知识分子”改革家与巴纳及其同时代的改革家之间，在经济地位和基本主张上都有明显的区别。
    如塔哈塔维，连统治者赐予和自己购买的，共有1,600费丹的田产，是个大地主。（35）奥拉比和参与他起事的一些主要领导者，也都各有几百费丹的土地（36）。奥拉比、穆·卡米勒和萨·扎格卢勒还有帕夏头衔。阿卜杜所当的穆夫提是个炙手可热的官职。扎格卢勒早在1919年革命前便当过内阁大臣和立法议会副议长。他们这些人的基本主张，具有改革性质的主要是在民族斗争方面，至于有关国内的改革主张则较少涉及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尤其几乎毫不涉及生产关系。
    巴纳出身于距亚历山大不远的一个小镇的钟表匠之家。从整个社会来看，家境是很一般的。不过，巴纳的父亲在本地小有名气，原因不仅在于他的职业，而且由于他通文墨，对神学也颇有研究。因此，曾被乡亲们拥戴为非专职的教长和海推布。巴纳从小在“纯粹的伊斯兰环境中成长起来”，可又一直是在正规学校受教育。他是在开罗师范学院受的高等教育。这个学校的性质介于爱资哈尔的神学教育与“世俗学校的西式教育之间”。（37）当年，里达正在这里任教。1927年，巴纳从该校毕业，分到伊斯梅利亚的一所官办小学教书。他的这番经历很典型，可以看作那些年代中产生的大批有文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生平的缩影。正是作为这些人中的一个，巴纳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反映了大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心愿。
    巴纳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神学核心与改革方针。历来的伊斯兰改革思潮都要有神学色彩，而巴纳比前辈更甚。他把是否符合《古兰经》和圣训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把恢复哈里发制度作为其政纲的首旨。这就在理论上把神学观念立作了核心。如此保守的一个人物，竟然能领导伊斯兰改革思潮的复兴，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这一矛盾的根源是现实的。首先，十几个世纪的伊斯兰传统，远不是一个世纪的社会进步所能摧垮的。特别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众中，在与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密切相联的社会阶层中，传统是巨大的惰性。其次，资产阶级的保守使埃及民族民主革命滞留在1919年阶段，他们的思想武器也已经生锈了。同时，这个阶级却在日益摒弃民族特性。因此，改革派中针锋相对地产生了恢复民族传统的倾向。最后，由于阶级、民族矛盾的深化，大众对伊斯兰初期具有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加强了。
    另外，还应特别指出，由于有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巴纳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股思潮，而是一个运动。这一运动的历史表明，它主要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作为理论，方针服从于核心；而作为运动，核心又让位给方针。这一时期中巴纳理论中神学核心与改革方针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这样解决的。
    历来的伊斯兰改革思潮都要有改革的内容，而巴纳则比所有前辈所提的更广泛，更具体，更明确。对外，他对英国殖民者持不妥协立场，要求他们立刻全部撤走，否则即与之血战；要求“解放、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源”；主张实现“尼罗河谷的统一”，进而实现阿拉伯统一，最终还要实现伊斯兰统一。因此，声明要与侵略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殖民主义作斗争。对内，他支持议会制政体；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对每个公民实施社会保险，保障所有人权利均等；建立工会，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征用天课用于消除贫穷和社会疾病；保护私有财产和“经济竞争”，但又要制止产生垄断和并非“通过个人劳作和合法有益的工作而产生的财富积聚”，等等。（38）考察这些主张，可以清晰地感到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倾向。它们也可算一种列宁称之为“民粹派的乌托邦”。尽管它“腐蚀群众的社会意识，但它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伴侣和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39）可以断定，如果没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革方针和相当大量的实践，巴纳的社会影响，充其量也只会等于其老师里达。
    30到50年代初，在埃及政治舞台上持改革立场的还有“青年埃及”组织、“自由军官”组织，“华夫脱先锋队”。它们虽然在倾向上、主张上有所不同，某些基本立场还发生过较大的演变，但就阶级实质而言，都是小资产阶级组织。（40）它们对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立场相同或相近。有些研究表明，“青年埃及”沿用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方针，而“自由军官”又沿用了“青年埃及”的方针。“自由军官”与穆斯林兄弟会也有大量直接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地主阶级中可以找到“所有主要政治组织”的成员或支持者，唯有穆斯林兄弟会和一些所谓“按西方思想意识组织起来的小团体”（41）例外。而正是这些组织公开或秘密进行的活动，左右着埃及民族、民主斗争的方向和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小资产阶级获得了对革命的领导权。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呢？回答：是由当时埃及社会各阶级的地位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