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1年，本·阿绥率领下的穆斯林大军攻入埃及。从此到1798年的长达11个半世纪中，埃及的封建王朝虽然几经更迭，但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却一直没有动摇。拿破伦侵占埃及时，在这个90％以上的人口都是穆斯林的国家里，不仅伊斯兰神学信仰已经根深蒂固，而且相当于近代国家宪法、刑法、民法（包括商法）所调整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本属于道德风俗习惯所调整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都毫无例外地被置于“沙里阿”的约束之下。（15）所以，毫不奇怪，政治上老练的拿破仑在他远征埃及时，把自己打扮成伊斯兰教的拯救者，甚至自称是穆斯林，并故作姿态地身着穆斯林装束进入穆斯林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当作“异教入侵者”而遭到了强烈反抗。这种反抗被视为宗教义务，主要是由伊斯兰长老们组织的。这里又可以进行比较的是，同代中国的民族英雄们以“报国”的忠贞去奋斗的事业，在埃及则是在“报教”的虔诚下从事的。
    拿破仑的占领虽然仅延续了3年，对埃及的震动却非同小可。 这个封闭僵化社会中的人们了解到原来还有个法兰西。而且尽管它不信仰真主，生活却比穆斯林好，军事比穆斯林强，还掌握不少穆斯林毫无所知的本领和工具。这些认识为埃及人在后来向法国人学习做了些思想准备。阿里执政时（1805-1848年），多批穆斯林被派往法国留学。不少法国人也被聘为顾问。就这样，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被系统地介绍进了埃及。
    但是，这些思想理论在接触到埃及社会的实际时，不能不与伊斯兰教结合起来，甚至往往不能不被解释成伊斯兰教本身固有的一些观念。恩格斯在分析欧洲基督教宗教改革时有过这样的论断：“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因此，当时（指近代--引者）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16）伊斯兰改革思潮的产生，其基本道理也是如此。
    在那种铁桶一般的宗教社会里，改革者被迫在两条道路间抉择：一条是全面、彻底地批判它，从根基上摧毁它。但此路不仅障碍重重，而且凶多吉少。再一条是从内部去修正它，把它渐渐改造得适应于需要。这是一条较为有希望的道路，也正是埃及近代仁人志士们所选择的道路。
    那么由谁来充任改革道路的开拓者，以便把那些闻所未闻的外来思想理论与“纯真”的伊斯兰教揉合在一起呢？在这一点上，选择的范围更小了，因为实际上只有一种人，即“欧来马”（伊斯兰学者）。唯有他们，既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而能理解资产阶级思想，又有较高的威望，因而易于为这些思想争得社会的承认。
    由于伊斯兰教把科学变成了神学的附庸，把各类知识变成了神学的分支，“欧来马”几乎也就成为19世纪初埃及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同义词。当时初等教育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色彩同样很浓厚的私塾。至于受高等教育，那就非进爱资哈尔不可了。爱资哈尔是埃及唯一的、也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伊斯兰学府。凡在那里受过教育，从事过研究的人都被冠以一个荣誉头衔--“爱资哈利”，在人们心目中便是学识精深或者水平不一般的了。“欧来马”大抵毫无例外地都是“爱资哈利”，他们不仅垄断了文化知识，而且对宗教涉及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都有发言权。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实际上统治着埃及的曼马力克，对外向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朝廷闹独立性，对内在土著埃及人中又找不到任何社会根基，这就为“欧来马”社会地位的进一步上升提供了便利。曼马力克需要利用他们的神学权威来对抗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奥斯曼苏丹，也需要利用这一权威来安抚埃及百姓。因此，到18世纪末，“欧来马”竟成了人民领袖，得以在民众与曼马力克间居“调停者”的角色。（17）
    塔哈塔维、阿富加尼、阿卜杜等人都是“爱资哈利”。他们语言技巧娴熟，而且通晓哲学、法学等学科。同样重要的是，作为“欧来马”，他们对神学观念的新解释不会被人轻易否定。因此完全有理由推论：尽管阿富加尼是一个旅居埃及仅几年的异乡人，但作为伊斯兰学者，他能够掀起的运动，是一个土著科普特主教或者穆斯林富商即使敢想也无力为之的。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出身于保守的社会阶层并深受保守的神学教育的人，很难对伊斯兰意识形态进行革命性的批判。
    三、伊斯兰改革思潮演变的经济史、社会结构演变史和政治史背景
    正如前述，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改革思潮的发展，反映了埃及历史的一些基本特点，反过来，这些基本特点，自然应该是研究这一时期伊斯兰改革思潮演变的基本依据。
    伊斯兰改革思潮能够产生和兴起，并终于能取代保守思想的统治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埃及从19世纪初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埃及知名经济学家拉·巴拉维说：19世纪以来，埃及历史上最显著的现象，是西方文明开始了向伊斯兰教埃及灌输的过程。（18）当然，拿标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尺度衡量，巴拉维的上述过程仅仅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些步骤而已。
    这些步骤中意义最大的一个，是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建立。阿里废除了过去盛行的包税制，使每个耕种者获得一份土地，直接向国家纳税。之后，阿里及其继任者们逐渐给予了土地使用权的持有者以各种私有权利。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量的“国有土地”变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小农也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从此，土地能够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农民可以充当雇佣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