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向农民征收的实物税渐渐改变为货币税，又由于形成了以种植出口棉花为重点的农业结构，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日增。19世纪中，国内和国外贸易量都增长了几十倍，投入交换的商品种类也大大增加。（19）商品经济的兴旺，对外贸易的活跃，促使阿里政府在1835年确定了埃及的复本位制货币制度。近代的交通运输通讯事业也从无到有，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就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一切必然导致埃及经济与世界经济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1863-1865年，由于美国南北战争，埃及棉花出口骤增，经济异常活跃。但随后就是一次低落。从这时起，埃及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而“繁荣”或萧条。
    与经济基础中的上述发展相适应，近代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兴起，世俗教育日趋扩展。1799年，拿破仑占领当局在埃及办起了第一家报纸，而在19世纪中期以后，报刊已如雨后春笋。世俗教育的产生比报纸的问世要晚，但在1882年之前，也已具相当规模了。同期内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改造。19世纪70-80年代，在法律条文中已经有对三权分立式国家体制的一些规定。（20）
    上述史实，正是产生塔哈塔维·阿卜杜一类土生土长改革人物的社会土壤，是保证他们能有所作为的历史条件。其中有些，也是他们在这种背景下推行改革的成果。
    伊斯兰改革思潮的演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随着埃及民族民主斗争的逐步深入，该思潮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得而复失；在埃及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该思潮的神学色彩非但没有冲淡，反到转而变浓。从表面上看，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伊斯兰改革思潮的这种变化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发展脱节了。其实这种现象的根子，恰恰在于埃及社会中没有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
    19世纪到20世纪初，埃及社会在经历着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几乎平行地还经历着另一种转变：殖民地化。而且后者的速度大大超过前者，限制了前者的正常发展。
    阿里所要建立的封建色彩很浓的国家资本主义帝国，实际上在1841年就走向覆灭了。（21）从19世纪50年代到1882年，阿里的继任者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的政策。然而，在一方面是英土商约强加的低关税，另一方面是小农阶级的不断破产和棉花出口有利可图的这种情况下，鼓励私人资本的主要后果只能是大地主阶级的加速形成和西方商品与资本的大量涌入。1874年，当时的埃及统治者赫底威伊斯梅尔所欠的埃镑债务高达1.35千万埃镑，主要就是从大地主阶级那里借来的。（22）大致在同期（1878年），埃及的外国人数目达到了6.8万。（23）他们享有经济、司法方面的特权，控制了埃及大部分商业和金融业。1882年英国的占领，最终将埃及变成了殖民地。英国殖民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占领前30年的政策。从1882年到一次大战，埃及经济势力中增长最大的还是外国垄断资本和大地主阶级。而这二者也不是平起平坐，后者在出口农产品，进口消费品方面，信贷（尤其是土地在抵押贷款）方面，在享受近代公用交通服务设施方面，完全仰赖前者。可见，在一个多世纪中，埃及工商资产阶级不仅得不到抬头的机会，而且处境窘困。
    正因为如此，那些早期的维新运动只能由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如塔哈塔维、阿卜杜一类人领导。根据他们的出身、收入来源和社会联系，难以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但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主张则大致属于那个阶级的范畴。这与中国戊戍维新时期的状况相类似。（24）不过由于伊斯兰改革思潮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意识，其发展便不能不有赖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其壮大也不能不有赖于这一阶级的壮大。
    经过1919年革命，20年代初，埃及开始向半独立状态转化。从此，在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相对稳定的成长道路。但这并不是一条阳关道。因为埃及社会各阶级中，经济上最富有的，（25）政治上最有权势的还是大地主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在拾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金苹果”，但它只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自己的附庸。20世纪中，这两个阶级的关系中还有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大地主阶级开始向大城市的工商运输业和金融业投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了他们定居之地。他们的子弟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也到大城市尤其是首都从事自由职业或政治活动。而原本是城里的富人，则大量购买土地，成为新生大地主的主要成分。（26）就这样，这两个阶级间相互渗透，日益发展着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可见，20世纪前期大致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很缺乏自主性的阶级。他们仅在1919年领导了一次主要是自发的民族大起义。面对封建制，他们极其怯懦和保守，一次也没有向它提出过重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很难想象他们的思想意识包括伊斯兰改革思潮，能有进步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里达主编《明灯》时，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家杂志是由政治上早已走下坡路的阿卜杜亲自命名的。
    阿卜杜逝世后，里达继续领导“明灯派”达30年。从这一段历史中，还可以找出里达在理论上向反动转化的另一根源，即伊斯兰改革思潮转而代表世界观保守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
    殖民地社会的一大怪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缓慢，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欧化”现象却异常迅速。早在19世纪70年代，赫底威伊斯梅尔就声称埃及是欧洲的一部分了，尽管当时埃及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20世纪前期，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27）也鼓吹过这种论调，尽管当时埃及的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才刚刚在迈步。这种怪现象加剧了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本来已经悬殊的差异。上层深受西方影响，不大把备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民族特性放在跟里（28），愈发不满意伊斯兰改革思潮妨碍他们全面效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资产阶级渐渐改选自由主义思想家作为主要代言人。（29）这一选择在1919革命时期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其后，则适应了资产阶级无意继续政治改革的立场，然而也就进一步削弱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连小资产阶级都不再听其指挥了。
    其后不久，小资产阶级兴起了。伊斯兰改革思潮便在这个阶级身上找到了新的社会基础。1935年，《明灯》因里达逝世而停刊。对此感到痛心的，正是小资产阶级代言人巴纳。他曾努力要使《明灯》复刊而没有奏效，但伊斯兰改革思潮却得以通过穆斯林兄弟会运动而复起，再次成为埃及民族民主斗争中的一种指导思想。这一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这表明小资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获得了对革命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