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大地主阶级支配一切，民族资产阶级是它的尾巴。农民处于十分落后和相互隔绝的状况。即使自耕农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而需要产生在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组织来代表他们。工人的队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0％左右。（42）但是首先，到40年代中期，大多数工人还分散在小作坊式的工厂里（43）；其次，童工比例很大（44）；再次，工会几乎完全受资产阶级控制（45）；最后，许多工人通过中间人受雇，反映行会制的残余仍很重。总之，从队伍构成、分布和组织状况等方面来看，工人阶级作为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力量，还存在许多缺陷。工人阶级的上述状况，很容易使它受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影响。
    按行业划分，本文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的多数、小官吏和政府职员、大中型工商企业的一般雇员、中下级军官、中等以上学校（主要是公立学校）和爱资哈尔的绝大多数学生。这个阶级的成员，除了自耕农，绝大部分都识字，几乎全部居住在城镇。以这两点为标志，可以把除自耕农以外的其他几种人统称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正是这部分小资产阶级成了一支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力量。
    从20年代到50年代初这一历史时期，随着行政、经济、教育和军事的“埃及化”（46），除了小工商业者的情况不甚明了（47），城市小资产阶级各种人数目的绝对值和在社会中的比重都有了迅速的增长。以学生为例，1930年全国学生在校人数几乎是1924年的3倍（48），相当于30年代初城市人口的23.5％（49），比1924的比重增加了两倍多。学生就业方向基本上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其他几部分（50），因此，学生人数及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的增长幅度，在较大程度上也能说明其他那几部分的增长状况。（51）总之，这一历史时期中，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而且这一比重持增长趋势。这种状况是穆斯林兄弟会这类小资产阶级组织得以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不断壮大自己队伍的首要前提。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数量多，而且在于这一阶层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由于这一阶层形成的历史短和主要来自学生的缘故，所以其中青年比重很大，这是它有朝气的一个原因。
    他们所操的职业虽然种类繁多，但有文化、身居城市、几乎完全依赖商品交换的经济处境和经常经历、目睹或了解各种重大事件的政治状况，则是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政府的各项政策，不论是对内对外、经济政治的，都很敏感。居住的集中，交通通讯的方便，和新闻媒介的利用，又方便了他们的思想沟通和组织串联。尤其是学生，更是处于经常聚集的状态，毕业后也还有老同学关系。在社会联系方面，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仅与自耕农的经济地位相近，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是自耕农出身，通过到城镇上学而转化成城市小资产阶级，因此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之下，大地主虽然财源在农村，但他们中许多人除了与二地主接触外，与农村无任何直接联系。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城市贫民和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并颇同情。巴纳能争取到广大群众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他体察下层的疾苦，洞悉下层的意识，同情下层的要求。（52）对上层社会，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发生接触，亲自或者通过文字的形式掌握有关的动向、内幕。
    城市小资产阶级崛起时，埃及正处于“部分独立”状态。20年代初，这种状态曾使民众产生过幻想。但随后揭开的历史却是政治的腐败、民族解放的渺茫和人民生活的恶化。穆斯林兄弟会创立时，埃及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英国大使馆、王室、几个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党中第一大党是华夫脱党。自从1919年它一直是埃及最有威望的政党。在埃及取得“部分独立”后的历史上，它一直“支配”着埃及议会，并曾多次组阁。但该党的领导权很快就从“中产阶级的上层”手里转移到了大地主阶级手里。（53）这一时期中，埃及经历过经济萧条、持续的通货膨胀和食品供应短缺，社会动乱已成为家常便饭。华夫脱党不顾这些现实，仍不肯为社会、经济的改革作任何努力。（54）更有甚者，华夫脱党还成为这一时期埃及政党政治史上一系列丑闻中的一名主要被告。（55）华夫脱党虽然在民族斗争方面显得比其他政党强硬些，也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20年代后期，英国殖民者“显得已经建立了永久不走的根基”，大众的幻想破灭了。
    上述种种矛盾，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居住和生活的城市都更为集中，使城市成为埃及阶级，民族矛盾的焦点。城市是社会中、下层寻找出路的地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殖民地经济结构造成了小农的不断破产，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宜于垦殖土地的极为有限，更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过剩。（56）20世纪前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已经是很普遍的了。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是城市贫民数量的激增和生活的相应恶化。
    进城寻找出路的，并不限于破产农民和贫雇农，也包括大量自耕农，不过形式不同罢了。从19世纪末起，自耕农的处境便呈持续恶化的趋势。他们希望通过让自己一、两个子弟从学而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在农村的势力和利益。但他们的这条路也是越来越窄。行政、立法机构的一切要职都为大地主阶级所垄断。剩下的职位是僧多粥少。不得已，再把视线转向实业界、金融界，但这些地方主要还是外国资本的天下（57），埃及知识分子受排斥。1937年，这种人中持有中学文凭的达到7,500人，大专文凭的达到3,500人。这样，在这个普遍存在文盲的国家里，竟产生了大量“失业知识分子”，而且情况日趋严重。这些自耕农子弟怀着侥幸心理进城寻出路，但最后出路却被堵塞了。结果不言自明：只有造反了。1951年，穆斯林兄弟会遭到政府一次最严厉的镇压后恢复公开活动不久，便以武装全民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竞选纲领，在福阿德大学（今开罗大学）学生会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他们在各学院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多的达到100％，少的接近70％， 在一向是华夫脱党“学生据点”的法学院，竟也得到了90％的席位。（58）这一例子， 很能揭示二次大战和战后初期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心理。
    城市还是伊斯兰传统、民族意识与西方殖民主义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产生尖锐冲突的地方。由于前述原因，城市的许多街区趋于乡村化、贫穷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人和上层居住的富人区的西方化和奢侈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往来于同一城市的两个部分，不仅为贫富的悬殊而忿懑，而且被富人区中流行的几乎完全没有自己民族味道的一切所激怒。国外不少学者认为，伊斯梅利亚得以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发源地绝非偶然。这个小城里有英军军营，有英法资本控制的运河公司总部，因此上述矛盾、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在巴纳的自述中为这种观点找到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