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可知，当时的埃及社会中，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扮演领导角色最有准备。它有改变现状的迫切要求，有比较雄厚的实力，有广泛鼓动、普遍串联的能力，又有相对适合国情的理论主张。1947年，一名对现代埃及很有研究的学者预言：“埃及的未来”取决于城市小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发展方向。（59）这一预言已为“7.23革命”的成功夺权所验证是正确的。
    新政权建立之初，在所有政党、政治组织中，穆斯林兄弟会曾享得天独厚的待遇。但当他们决心实施包括神学核心的全套纲领时，对抗就不可免了。结果穆斯林兄弟会被迅速打了下去。这绝不能仅仅用纳赛尔政权握有兵权来解释。这一次，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被基本摧垮，而且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约20年中丧失了有份量的政治鼓动力。所以主要原因应是，随着以“7.23革命”为标志的埃及民族民主斗争新阶段的开始，伊斯兰改革思潮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使命完结了。埃及这时需要的不是穆斯林兄弟会，而是纳赛尔政权，以从事被称为“埃及自穆·阿里以来最重大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尝试。”（60）
    四、几点认识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在伊斯兰传统根深蒂固的条件下，被动地开始，并逐渐和曲折地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高度概括的埃及伊斯兰改革思潮的社会背景。由于埃及伊斯兰传统植根很深，再加上各种非宗教的因素从正反两方面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一传统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将保持影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化，“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要被消除，（61）这也是无须怀疑的。埃及终将从一个浸透伊斯兰传统的社会成为一个“世俗社会”。所谓当代“伊斯兰复兴”正在避免世俗化的同时完成现代化之说，（62）不过是不识事物本质的肤浅之见。
    从世俗化是历史趋势这个角度看，宗教回潮当然要算反动逆流了。里达和巴纳就代表了这样的逆流。在20世纪的埃及史上，这种逆流还有过两次。1967年，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惨败。这之后有过一场大论战。许多人的结论是：只有采用伊斯兰意识形态。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又有了第三次回潮。背景是萨达特的“非纳赛尔主义”的内外方针碰壁。总结起来，宗教回潮往往发生在居政治支配地位的世俗思想理论被证明不灵验的时候。列宁说：自然科学出现巨大进步时，其中某一学派“所显露的趋于反动哲学方面的倾向”，其原因“多半（是）由于一向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63）在社会领域中，道理也类似。所不同的是，由于某一社会政治理论破产的原因是实践的失败，而不象自然科学中那样是实践的成功，所以不少人往往连社会是否在进步也感到怀疑。
    然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论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还是萨达特的遇刺，都不应视为历史趋势的倒转，而应坚信回潮是暂时的。对今后仍可能出现的这类回潮也不必大惊小怪，而应有一定的预见性。而且也必须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现的这类思潮在阶级实质、社会背景、理论内容、实际作用上的差异，包括辩别其中某些回潮包含的“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64）
    2.伊斯兰改革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再次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除了无产阶级革命，人们“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这种革命危机时代”，总要打着前人的旗号来演出新的历史场面（65）。
    一般说来，伊斯兰改革思潮既维护宗教的地位，又不拘泥于教义教规；既主张政治的或社会某些领域的或二者兼有的变革，又宣扬伊斯兰信仰的永恒性。因此，它不仅具有促进改变现状的作用，又比较适合大众的心理。所以埃及近现代各个时期各个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大都会以这一思潮为指导思想或借用其某些理论。一位埃及学者还认为：伊斯兰改革思潮“至今仍是埃及的主要倾向之一”，“任何一种政治倾向”要想不被视为是外来货，就必须求助于这一思潮。（66）法国著名中东学者M·茹丁逊也有相近的看法。（67）从埃及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由于理论本身、使命本身的矛盾和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伊斯兰改革思潮的意义、性质和作用呈现出很复杂的状况，需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能展开讨论了。
    3.小资产阶级是埃及现代史与当代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阶级。历史表明，这一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掌握民族民主斗争的领导权，甚至取得政权。而且，伴随这一阶级中一些阶层或派系在政治上的活跃，可能会产生宗教回潮。因此很有必要结合现代埃及社会发展的特点，对这一阶级的社会地位、队伍构成、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做些深入的研究。这对于认识现代埃及的许多重大社会、政治问题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