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国在法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二战后的法国具有重要影响。而二战初期自由法国的发展，则与英国密不可分。本文就二战初期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作一大略考察，以便从一个侧面去认识自由法国的历史。
    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关系，是在二战初期法国大溃败后开始的。一九三九年欧洲大战爆发前夕，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军民直接抗击着亚洲战场上的日本法西斯军队。直到九月份英法两国不得不放弃绥靖政策而对德宣战，反法西斯的欧洲战场才终于形成。但此时纳粹德国羽翼已丰，非英法所能遏制。一九四零年五、六月间，法国百万大军被纳粹德国的闪击战一举击溃。英国远征军主力在敦刻尔克被逐下海。六月十六日，法国雷诺内阁倒台。主和派组成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新政府。六月二十日贝当政府向纳粹德国投降，六月二十二日向法西斯意大利投降。此时，英国面临纳粹德国渡海入侵的威胁，处境岌岌可危。大半个欧洲几乎都呻吟在纳粹的铁蹄下。美国尚未参战。苏联置身事外。但是，英国人民举国一致，决心继续对德、意法西斯作战；法国人民正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反法西斯力量在积极寻求抗战救国之道。自由法国与英国，就在这黑暗笼罩，曙光远未到来时，揭开了双边关系的第一页。
    法兰西爱国者的优秀代表人物戴高乐早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后，就撰文著书，奔走呼号，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坐大的纳粹侵略势力。一九三四年五月，戴高乐发表《建立职业军》一书，卓有远见地提出建立精锐的机械化、装甲化部队，以抗衡日益强大的纳粹德国军事机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纳粹德国进军莱茵非武装区，英法政府竟未予以制裁。戴高乐当时曾主张法国应该采取迅猛突然的行动来对付纳粹德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戴高乐在分送给大约八十位主要法国政治家的一份备忘录中，预见到纳粹军队将对法国进行闪击战，战争将会蔓延到全世界，呼吁政府放弃消极防御战略，实行以装甲部队为主要打击力量的积极防御战略。一九四零年六月四日（敦刻尔克撤退结束的次日），戴高乐临危受命，被从前线第四装甲师师长岗位上召回，出任雷诺政府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他在任内短短十三天中，为挽救法国的败局，推动雷诺内阁抗战到底，竭尽了全力。当他得知主和派头子贝当组阁后，便当机立断，于六月十七日“只带着一颗不可征服的心”出亡英国。①六月十八日，他在英国电台上广播了著名的《告法国人民书》，第一个站出来号召法国人民反对投降，奋起抗战复国。在“六·一八讲话”中，戴高乐以其远见卓识指出，法国要从失败中复兴，首先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以后还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联合起来打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最后战胜法西斯轴心国家。在此之前，六月十七日晚，丘吉尔代表英国广播了一项声明，表示对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充满信心。六月十八日，他又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强调不论贝当新政府在投降的路上走得多远，英国都将和法国人民站在一起。
    戴高乐和丘吉尔的这些讲话，表明了英法两国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对敌作战的信念，为稍后自由法国的建立及其与英国的初步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六月二十六日，戴高乐正式要求英国对即将成立的法国抗战组织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六月二十八日，英国政府发表著名的声明，“承认戴高乐将军为集合在他周围支持盟国事业的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②这是英国对尚不成实体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初步承认。戴高乐立即依靠英国的支持，着手组织自由法国战斗部队。七月二十一日，自由法国军事力量开始直接投入了反法西斯战争。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戴高乐和丘吉尔签署备忘录和协议，规定了自由法国军队的组织、在盟军中的地位和指挥原则，还规定英国政府将对自由法国军队提供装备，支付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费。这份此后被称为一九四零年八月七日协议的文件，在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中非常重要。它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法国民族委员会成立以前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文件。而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之后，其各项条款仍然生效，直到新的形势使其自然作废为止。
    八月七日协议签订时，英国虽然在欧洲大陆作战受挫，但仍有单独对轴心国作战的实力。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形同一个流亡小团体，兵少将寡，又无寸土厘金，前途未可预卜。这样极不相称的两方，竟然颇为急切地结成了盟友，原因何在？
    就英国方面来说，把戴高乐及其微不足道的自由法国运动引为盟友，是大势所趋。英国当时孤军奋战，如能有誓死不降的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力量与之并肩作战，在政治上将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心理上将感受到巨大的鼓舞。因此贝当政府刚一投降，英国就怀着急切的心情争取法国统治集团中的高级人士，以协助建立一个抗战的法国政府。六月二十三日，英国政府发表两项声明，否认贝当政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一个决心抗战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同日，英国政府还发表公报，表示愿意支持法国各海外领地高级军政人员抗战。结果，这些呼吁竟无人响应。六月二十五日，英国又派大臣赴摩洛哥，企图援救被贝当政府扣留在“马西里亚号”战舰上的抗战派高级政界人士，但未成功。于是，英国才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资望较浅的戴高乐。在此之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不仅对戴高乐在雷诺内阁任内的表现已有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潜在的政治价值亦早有所识。他懂得，戴高乐并非亡命英国的光杆司令，而是“载着法国的光荣”来到英国的“应运而生的人”。③他代表着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就是前述丘吉尔六月十七日声明中寄予厚望的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因此丘吉尔以其政治远见当机立断支持戴高乐和自由法国。当然，如果再等待、观望一段时间，或许会有比戴高乐资望更高的法国抗战派代表人物出现。但是情势紧迫，英国急于摆脱自己那种因法国溃败投降而在政治上心理上所处的孤立状况，尽早唤起法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争取法国在海外尚存的力量，从政治上削弱维希卖国政权的影响。因此，英国为了争取政治主动，与戴高乐及他领导下的自由法国结盟势在必行。两年后，戴高乐在与丘吉尔的一次会谈中，赞扬丘吉尔与自由法国结盟是“表现了伟大的远见”。④事实证明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