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西欧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使西欧从新获得了生气。九世纪，西欧领主土地所有制、人身依附关系、封建等级制和封建庄园制的形成，标志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封建庄园剥夺了农民的人身由自，使庄园农民成了农奴。但农奴不同于奴隶，他们虽无人身自由，但有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微薄的家业，对生产劳动有一定的兴趣。
    农奴以艰苦的劳动推动了西欧农业生产的发展。十至十一世纪，西欧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铁制工具的使用，人们砍伐森林、排干沼泽、筑起堤坝，把林地和沼泽变为良田和果园。二圃制、三圃制的推广，粪肥的使用，深耕土地和耕地面积的扩大，谷物和水果的增产，使庄园有剩余农产品与外界交换。随着农产品和交换的增加，庄园出现了手工业农奴。他们最初用手工业品向领主交租，后来承受外来定货。定货日多，有利可图，许多手工业农奴逃离庄园到关隘、渡口、教堂等交通要地聚居一起，从事生产、出售小商品为生。为了防止封建领主掠夺，聚居的手工业农奴在聚居点用栅栏围起，进而挖沟、筑墙自卫，形成了集市。西欧中世纪初期，王权微弱，封建领主割据独立，给逃亡农奴重建城市提供了一些方便。各封建领主为了增加税收，扩大财源，发展势力，削弱对方，在领地上提供住房、店铺地点，颁发特许证等优惠条件，以招引其他庄园农奴逃来自己的领地上开业，也促进了逃亡农奴形成的聚居点迅速成长为新的城市。
    十世纪中期的西欧，逃亡农奴新建的城市如雨后春笋，破土而生。十至十一世纪，法国兴起了许多新城市。十一世纪，英国有城市八十座，到十三世纪末，城市数字翻了一番，为一百六十六座（12）。十三至十四世纪，德国增加了约七百多座新城市（13）。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面积不大，人口约三百万，有大、小城市三百多座（14）。时人称它为“城市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15）。
    二、东西方封建城市的主权不同
    东方封建城市的主权被王权操纵，这是东方封建城市的又一特点。东方封建城市的这一特点，是由东方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特点决定。
    东方封建国家一般都实行土地国有制。国王是最高的地主，大、小封建主直接受国王的分封而得到封地，并为国王效忠。东方封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目的是使地权集中，强化王权，防止封建割据。地权集中、赋税合一，既是东方封建国家土地制度的特点，又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物质基础，也是东方封建诸国中央集权形成早、存在长并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东方封建各国从始至终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控制了大、中、小城市的一切大权。东方封建国家操纵城市主权表现在二个方面：
    （一）左右城市的布局，决定城市的性质。中古东方国家筑城治所或使用旧城都是为了政治、军事目的，使城市的政治、军事性质大于经济、生产性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都城都把王宫置于都城内北半部的中央。这是古代中国“中为贵”、“北为上”的宗法礼教传统，以体现王权“唯我独尊”、“天之骄子”和“朕即国家”的思想。唐都长安由宫城、皇城、外廓城三大部分组成。宫城是皇帝和皇族居住之地，也是皇帝处理朝政之所。宫城包括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三部分，三宫位于城内的最北处。太极宫原是隋代的大兴宫，座落在承天门大街中轴线的最北部，这是皇帝“至高无上”的象征。皇城又叫“子城”，是唐朝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其间有尚书省、太仆寺、御史台、鸿胪寺等，是专供百官办公的衙署。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外廓城又名京城，位于长安城的最南部，是官僚、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长安城的布局不仅加强了防御措施，而且把宫殿区、行政区、住宅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便于监督和管理。长安城的布局不只是我国历代王朝都城布局严谨、条理井然的典范，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都之一，影响了东亚一些国家都城的建设。日本封建时代的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的建设都是仿效长安城兴建的。印度的古城旧德里，原名“因陀罗普拉斯塔”，即因陀罗（雷霆神）住地之意。它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莫卧儿帝国第五代帝王夏杰罕对归德里进行扩建后，命名为“夏杰罕巴德”，即“夏德罕住地”之意。因此，东方封建城市居民主要是封建王族、官僚、军队及供享乐的“妖童、美妾、娟讴、妓乐”和其爪牙的政客、刺客。十七世纪，法国医生和旅行家贝尔尼谈到莫卧儿帝国的城市时指出：“整个首都，如德里或阿格拉，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这些城市一点也不象巴黎，它们实际上是军营，只不过是比设在旷野的军营稍微舒适一些和方便而已。”（16）马克思特别指出：“亚洲的历史是城乡浑然一体的历史；（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17）东方封建城市的性质是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完全隶属于王权的统辖之下。
    （二）掌握城市的命运，决定城市的兴衰。东方封建国家王权强大，独揽天下。统治者不仅掌握臣民的生死大权，也掌握城市的命运，决定城市的兴衰和变化。古代阿拉伯半岛有两座古城雅特里布和麦加。七世纪时，伊斯兰教创立后，教首穆罕默德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封建国家，定都雅特里布、取名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它成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倭马亚王朝统治阿拉伯国家时，定都大马士革，而麦地那的政治、军事地位下降。阿拔斯王朝统治阿拉伯帝国时期，营建新都巴格达，使巴格达短期内由一个小村镇跃为阿拉伯最繁华的都会。十三世纪，蒙古军攻下巴格达，在城内掠杀七日、杀居民数十万，使巴格达衰落下去。早期印度封建国家笈多帝国以华士城为都，华士城盛极一时。继后兴起的戒日帝国统一北印度，以恒河西岸的曲女城为都，华士城的繁荣又逊色了。我国北魏时，迁都洛阳，曾“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18）。使洛阳盛极一时。后因东西魏分裂，洛阳丧失首都地位，终致荒废。随炀帝时营建东部洛阳，亦“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19）。又使洛阳繁荣起来。可见，东方封建城市的命运、兴衰，完全取决于王权的意志。
    西方封建城市的另一特点是市民取得了城市的自治权。这种情况，在东方封建国家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