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解散至今已有四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这个组织的功绩与错误日益清楚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两头好，中间差”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国出版的许多共运史教材和书籍，虽然大都讲到了“国际”的巨大功绩和宝贵的革命经验，但是对“中间差”这一点却往往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须知，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本文将就“中间差”问题发表一些浅见，以作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引玉之砖。
    发动总进攻的“第三时期”理论
    共产国际自成立到解散，历时二十四年之久，其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1919年3月至1924年列宁逝世为初期；（二）1924年6月“国际”五大至1935年6月为中期；（三）1935年7月“国际”七大至1943年5月宣告解散为后期。在三个阶段中，中期经历的时间最长，问题发生最多，错误也最为严重。这期间的主要问题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一度在“国际”的指导工作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共运发展的弊病。当时“左”的错误在理论上的反映是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新理论，这正是“中间差”的重要表现之一。
    1928年7月，共产国际举行六大，布哈林按照联共（布）十五大的调子作了《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该报告正式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首先，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机械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并认定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和局部“稳定”时期，从1928年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第二，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虽有所提高，但市场日趋缩小，各种矛盾更加尖锐，“稳定”状态已经结束；第三，新理论在政治上断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厦正在受到四面八方的冲击”，“帝国主义的各个中心，革命危机也在不可抗拒地成熟起来”，进而把新时期看成是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①。因此，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整顿队伍，显示力量，对资产阶级采取进攻策略，迎接新的世界革命高潮。
    二十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总的状况是经济力量有所增长，基本矛盾有所发展，争夺殖民地的局部战争一触即发。从1929年起，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决心动员广大人民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作为革命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对阶级关系和革命的主观条件缺乏深入分析，没有准确地把握住资本主义国家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特点，主观认定革命高潮马上就会到来，显然，这种总的指导思想是“左”倾的。那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不仅认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观点适用于欧洲和亚洲，而且适用于美国。在六大进行过程中，联共（布）代表团成员曼努伊斯基对美共代表沃尔夫说：“我认为美国正处在它的1905年，不久就要进入它的1917年。”②几个月之后，1929年5月6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美国委员会上讲：“我认为，革命危机在美国爆发的时刻不远了。而革命危机一旦在美国爆发，这将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始”③。随后，在5月14日会议上，斯大林继续说：“实际上，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都在激化，欧洲革命危机在增长，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在成熟”，“世界资本主义脚下的土地很快就会燃烧起来”，等等。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当时对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估计显然是脱离实际的，是带有盲目的“左”倾情绪的。
    共产国际六大闭幕以后，各国党只得教条式地按“第三时期”理论开展工作。有一些党随即采取进攻路线，致使革命事业遭到惨重损失。中国党内出现的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正是实践“国际”新理论的一个典型。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9年2月8日、6月7日和10月26日相继向中共发出“指示信”，加紧把中国党的方针路线推向“左”倾。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李立三根据“国际”的决议以及“指示信”的精神，发表许多文章，大肆宣传“第三时期”理论，并以此来具体指导中国革命。他认为生长于世界革命“第三时期中”的中国革命，由于国际上矛盾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在对形势作了错误分析的基础上，为党制定了举行武汉、南京武装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政权的“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方针。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左”倾路线，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党的“左”倾盲动情绪也在增长，革命同盟者有所减少，党内斗争日趋激化。使革命队伍陷于危机状态。
    共产国际中期的沉痛教训表明，“第三时期”理论是一种“左”倾理论，它给世界革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尽管“国际”七大被迫改变六大的政治路线，在实际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然而，公开分清历史上的理论是非，对于当代共运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实行主要打击社会民主党的错误策略方针
    共产国际中期在策略方针方面“左”的错误的集中表现，是把各国社会民主党当作主要敌人加以打击，推迟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革命斗争策略问题是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列宁在世时，非常关心各国共产党人对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他要求党的领导人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既要反对当时共运中主要的右倾危险，又要注意克服刚刚发生的“左”倾思潮。1920年“国际”召开二大，列宁同意把他所写的《共产主义运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散发给全体代表，这就为各国党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列宁告诫大家：“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要吸收已有的革命经验。“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共产党人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一切利益对立，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