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中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是连续不断地大反所谓“右倾”，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大肆泛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共产国际往往把右倾看成是主要危险。1925年3月， 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各国党布尔什维克化《提纲》指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产生于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和今后首先应该做的，而且应该最努力地去做的，就是反对这种足使共产国际的历史任务受到直接破坏的右倾歪曲思想”（13）。这样，运动一开始在指导思想上就定了基调，片面强调反右，而对反“左”的问题缺乏足够重视。当时，俄国党内出现了反对派。托洛茨基的观点本来是“左”的，但硬要和右倾挂起钩来批判。“国际”六大之后，反“右倾”斗争步步升级，很快形成了高潮。1928年底，联共（布）中央开始大反布哈林的所谓“右倾”。随后，共产国际就把这一斗争错误地搬到各党去进行，并以此代替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使“左”倾情绪迅速滋长起来。1929年5月， 斯大林认定反对“右派”和“调和派”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新过程”，并以为革命高潮很快就要来到，所以，他号召各国党“一分钟也不耽搁，立即着手清除共产党内的右派和调和分子，因为他们客观上是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队伍中的代理人”（14），同年7月， 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解除了布哈林在“国际”的职务，开展了大反“调和派”的运动，开除了与布哈林有牵连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谢拉和洪别尔--德罗。然后，各国党照此办理，后患无穷。
    在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受其害，教训最为沉痛。1930年9月，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基本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促使革命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不久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他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因此，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更“左”的错误观点。王明声称：“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并自封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写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宣传“左”倾路线的思想观点。接着，米夫和王明等人迫使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王明乘机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从此，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的统治。这次严重的“左”倾错误，使红区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党和革命力量损失将近百分之百，几乎使中国党和革命陷于绝境。然而，这一切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的一些领导人心目中，却认为是在进行正常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他们声称：中国共产党已进入“第三发展时期”，王明等人是“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党干部”。还说什么“从1931年初到目前，这是共产党迅速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期，是苏维埃革命在大片领域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15）。如果照此“布尔什维克化”下去，整个中国革命都会被完全“化”掉。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党和革命，同时，也在实质上宣告了共产国际长期推行的所谓“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破产。
    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视为教条
    列宁在世时，对共产国际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非常重视，并注意及时纠正这类缺点错误。他一方面要求要把共产国际建设成集中的、起领导作用的中心；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列宁恳切告诫共产党人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16）。他还特意向俄共（布）领导人提出警告：“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不能指望“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17）。1922年11月，共产国际举行四大，列宁在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说这个决议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他认定“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还进一步指出：外国同志“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象神象一样地挂在墙上，向它祷告。”（18）可见，列宁对共产国际中刚刚出现的教条主义苗头批评得多么中肯啊！共产国际中期，苏联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置列宁的批评于脑后，不顾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千变万化，一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结果形成了教条主义同“左”倾思潮相结合的局面，使许多国家的革命遭到不幸。这是共产国际“中间差”的另一重大表现。
    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章程规定：“共产国际各支部必须服从并毫无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各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常设局的各项指示”。显然，这些规定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时又从组织上和纪律上为教条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条件。在“第三时期”理论提出之后，“左倾”教条主义更加发展。在“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一概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视为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甚至当成万灵药方；在指导革命时，常常脱离实际，不认真分析各国的具体条件和特点，生搬硬套苏联过去革命的作法、口号和经验，往往使革命遭致失败。193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为日本共产党制定了《1932年纲领》。这个纲领认为，日共“必须全面地运用苏联的经验成就”，并把日共“现阶段的主要而迫切的行动口号”规定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打倒资产阶级的、地主的天皇制，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以及没收地主、天皇、寺院的土地、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从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殖民地，等等。“纲领”既拒绝把“反对法西斯”作为当时斗争的中心口号，又不考虑日本革命的主观条件。那时，日共党员不足一千人，多次受到法西斯反动势力的镇压和摧残，党的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大部领导人早已被捕入狱。群众斗争虽然在兴起，但日共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影响，没有建立统一战线的任何打算，在这种情况下，照抄过去沿用的“反对天皇制”这类纲领口号根本不利于动员群众去同军国主义法西斯作斗争。至于，把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口号也照搬到日本，甚至，还要把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也作为日本共产党的行动口号，这简直是荒唐可笑的。众所周知，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这本是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但是，共产国际中期把“城市中心论”看作是每个国家革命成功的唯一之路，这就绝对化了。我们党曾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仅教条式地推行苏联革命关于城市起义的经验，而且连许多革命机构的名称都原封不动地搬来，诸如“苏区”、“苏维埃政府”等。然而，如果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不同意见或在执行中稍有走样，立即就会被扣上“右倾分子”、“调和分子”、“反对国际路线”的大帽子，随后还将受到严厉的处分与制裁。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曾经给不少国家的革命带来灾难。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只有像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清国情，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为我们开辟了革命的胜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