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宗王治（982-997年）字温古，是高丽王朝第六代国王。他是朝鲜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成宗在位十五年间，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对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有利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秩序的巩固，有利于人民发展生产，有利于国防的建设，有利于文化的繁荣。朝鲜儒学家称赞他是“去浮夸，务笃实，以好古之心，求新民之理，……有志而可与有为者”①。
    一、成宗社会改革的历史条件
    公元982年，成宗继位后，征求臣下意见，立志改革。大臣崔承老提出的《二十八条上疏文》（六条已失传），便是成宗改革的基本纲领。
    《二十八条》改革方案，是崔承老总结高丽王朝建国以来太祖、惠宗、定宗、光宗、景宗等五代国王，约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提出的改革要点。“今谨录五朝政化，善恶之迹，可鉴可戒者，条奏以闻”②。
    崔承老高度地评价太祖王建的政绩，赞颂他第二次统一朝鲜半岛的大业，结束了后三国的分裂局面。太祖“统一寰嬴，可谓功莫高矣！德莫大焉”③！并且，赞誉他实行取民有度的政策，以及简朴的宫廷生活，谓“哀恤穷民，厚加慰谕。……崇节俭，卑宫室，而期于粗庇风雨，恶衣服，而取其但御寒暑”④。这些措施，促使封建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安定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兴趣，从而巩固了封建统治。
    943年，太祖召集大臣朴述希，总结他统一朝鲜二十五年来国富民安的主要经验：国家对人民要轻徭薄赋；国王必须征询臣下意见，不要听信密告陷害；国王要依据封建法律赏罚公正。他还要求王氏后代牢牢记住这些宝贵的统治经验⑤。
    可是，太祖王建的继承者恰恰违背其训要。第二代王惠宗王武，仅仅统治二年，不理朝政，迷恋于宫廷生活。第三代王定宗王尧，在位四年，大修宫殿楼阁，人民劳役不止。第四代王光宗王昭，纵情享乐，一年费用相当于太祖十年的花费；他还大杀文武功臣，造成许多冤案。第五代王景宗王伷，“邪正不分，赏刑不一，……由是君子之言无自而入，小人之语有时而从⑥。”
    可见，高丽王朝的创业者王建及其四代继承人，执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政策。前者实行“取民有度”的政策；后者采取“徭烦赋重”的政策。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太祖王建生活在新罗末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当时，新罗社会“货赂公行，赏罚不公，纪纲坏弛”⑦。人民苦于重税，于是爆发了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新罗农民大起义。
    918年，王建在烽火的年代里，夺取农民胜利果实，建立新的高丽王朝。936年，王建利用农民的武装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斗争，终于第二次统一朝鲜半岛。王建从建国到统一，是在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完成的。在农民起义的斗争中，王建或多或少地认识到“取民有度”的意义，他说：“徭烦赋重，人耗土虚，而犹宫室宏壮，不遵制度，劳役不止，怨读譢兴，……可不戒呼”⑧！这就是王建执行“取民有度”政策的历史条件。因为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会使千百万农民支持他的夺权斗争，才能使逃往深山老林的农民回乡生产，将已荒芜的土地恳为良田，从而解决国家的税收，稳定封建秩序。
    王建的四代继承者却处于高丽政权初步巩固、阶级斗争转入低潮的时代，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了最高的特权，地主阶级争权、享乐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于是执行一条“徭烦赋重”的的政策。结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姦凶竞进，谗毁大兴，君子无所容，人小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论其主，上下离心，君臣解体”⑨。于是，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正在酝酿兴起。地主阶级在争权中互相陷害，他们都想扩大权势和土地。这时，有远见的地生阶级政治家，看到高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改革封建机构和实行新的政策，以挽救社会危机。
    上述高丽王朝五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便是成宗社会改革的政治前提。
    成宗的社会改革，除政治前提外，田柴科的实行，是这次改革的经济基础。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⑩。高丽封建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确立国家对土地的支配权。976年，景宗颁布田柴科， 高丽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用法律固定下来。它明确规定全国土地和山林为国家所有，并登记在帐册上，将一部分土地收租权按品级（共七十九品）分给文武官吏，大部分土地由国家直接分配给◆◆耕种。这种土地制度，是将耕地和柴林一块分配，所以称田柴科。
    由于田柴科制度的实行，使各地封建贵族的土地转变为国家的土地，国家成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谁有土地，谁就有权有势”（11）。景宗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小封建贵族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于是，田柴科制度为全国性的各项改革创造了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