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纵观人类历史，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由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构成的。从事具体实践的人群是历史现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是宽广还是窄狭，直接决定着历史现象是短暂的一瞬还是持久的活动。中西航海兴衰不同的结局，也分别是与它们不同的社会基础直接相关的。
    十五、十六世纪，中西国家都存在着发达的航海业。但二者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中国航海是官方与民间相分离的活动，西欧航海则是君主与私人相结合的事业。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明初经济恢复以后，民间航海贸易势力开始兴起。“利之所在，人必趋之”③。民间海商势力很快就表现出人数多、基础广、范围大、资本日益雄厚的倾向，与同时代的西欧私人航海势力已有某些相似之处，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新趋势。然而，它生不逢时，屡遭明王朝“海禁”高压政策的摧残，只能在专制皇权淫威下的夹缝中畸形发展。海商被迫向海盗转化，“连结远夷，向导以人”④，更促使沿海局势的恶化，成为明王朝专制统治的严重威胁。有明一代，朝廷与海商始终处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状态。同时二者在海外所追逐的目标也大相径庭，专制帝王旨在猎取政治上的虚名，民间海商意在获得经济上的实惠。这样，就导致了官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匮乏，使之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反之，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寻金热”的鼓动下，无论是国王、教皇、僧俗贵族、庶民商贾或资产阶级，“个个着了财迷”⑤。其中专制君主“对于权势和财富的追求”⑥，新兴资产者扩大原始积累的渴望，更为强烈。因此，西欧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着到大洋彼岸意外发财的愿望。对于物质利益的共同追求，使西方航海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从而为专制君主与私人航行相结合提供了社会前提。它决定了西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使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由于中西航海社会基础的不同，所以，郑和航海活动由明王朝采取了单纯的官方形式，纯粹代表着专制皇朝的利益；西方航海则由君主采取了社会形式，兼顾了国家和私人的利益。这种情况，对中西航海的结局发生了直接影响。
    郑和及其使团成员，均由官方任命和派遣，与专制帝王之间是一种严格的君臣隶属关系，成为皇权意志的忠实执行者。郑和本人及其使团中的许多成员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和生命。郑和每次远航即率乘员数万，是哥伦布首航人数的三百余倍。但在艰苦的航行实践中，随着人力的耗损，最后几次出使的官兵，即已人心浮动，视下洋为畏途。郑和舰队所经海域极其险恶，“大明海东南一隅，常有异风变乱……舟莫适从，因至摧破”，印度洋“海潮极高大，又极迅急，平地倾刻涌数百里”⑦。因此，下洋官兵常常遇难，或漂舟异域，被杀被掠；或流落荒岛，过着鲁滨逊式的生活；至于在自卫战斗中的捐躯者，数量更多。所以，在第七次下西洋的筹备过程中，备赴西洋官军，就纷纷“畏难而逃”了⑧。由此可以看出，在明帝国官方航海中，专制皇权的政治利益也未能与下洋官兵的切身利益融成一体，甚至会给官兵及其眷属带来苦难，最终导致官方航海仅有的一点社会基础濒临崩溃。这正是明帝国官方航海转瞬即逝的重要原因。
    西方航海者们乃是时代的产儿，成为西欧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新兴资产者的代表。在时代精神鼓舞下，他们渴望机遇，辗转求告，最后与君主签署协定，扬帆远征。船员多是从社会上、甚至从不同国度招募而来，几乎“全是些四海为家的亡命之徒，只要能发财致富就行”⑨。他们与君主是一种契约关系，既负有实施王命的重任，又具有分成占有所得财富、谋取个人利益的权利。因而他们的航行更富有冒险精神。西欧最初的探航，不像郑和航行那样到达的多是已知世界，而是驶向充满恐怖之感的未知大洋。而且他们的航船和装备远比郑和的大船为简陋。麦哲伦的船队甚至被人讥为大洋上“漂浮的棺材”。因此，其艰难险阻与郑和航行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受损失更多更大。狂暴的大自然常常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疾病和饥饿也往往夺去许多船员的生命。
    然而，十六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遍历世界的遊侠时代。“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⑩因此，九死一生的险途，遏不住炽热的黄金渴望。西欧社会各式各样的亡命之徒，漂洋过海，纷纷涌向新世界。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甘冒风涛之险，趋之若鹜。其中尤以贪婪残忍而又贫困破落的骑士小贵族，是这些人群的中坚。这种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乃是西方航海持久性的重要保证。
    三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都是以该社会所提供的经济能力，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物质条件的消长变化，决定着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的荣枯盛衰。中西航海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不同变化，乃是导向它们不同结局的重要因素。
    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因以单纯的官方形式进行，所以始终以国家财库和官办手工业为物质手段。远航一切巨额花费均由国家包揽无遗。明初官办工业极为发达，尤以造船业堪居世界之冠，年产量三千多艘，是同时代西欧海上强国威尼斯的三倍。郑和所用船只大都是南京龙江船厂所造。大船每艘九桅十二帆，长达一百五十二米，正好是哥伦布首航三船总长的两倍。郑和出使常率大船六十余艘，连同各种辅助船只约达二百多只以上，纵驰海上，蔚为壮观，显示了明帝国初年的强大国力。
    反之，“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11）因此，西欧最初小规模的探险活动，也使财政拮据的君主们犹豫不决，非由富商大贾们解囊资助不可。哥伦布在首航之前筹款时，由于西班牙长期进行收复失地战争，国库空虚，以致伊萨白拉女王不得不打算变卖自己的首饰。最后，国王和航海者以及塞维尔大财阀山丹赫利三方共同凑足二百万马拉维达（12），才使哥伦布得以成行。西欧其他航海活动也多类此。可见，西方航海之初是以国库和社会有限的财富为物质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