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西航海活动的进行，它们的物质基础分别发生了消长不同的变化。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是与中西航海的不同性质直接相关的。郑和航海的外交消耗性质和西方航海的殖民掠夺性质，分别对它们的物质基础施加了不同的影响，也就必然导向它们截然不同的结局。
    郑和航海发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与资本主义因素无缘，本质上纯属封建王朝传统的政治外交活动，就像汉唐以来多次重复出现的外交盛况一样。只是在明初通过郑和等使团的活动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因此，郑和不仅是伟大的航海家，而且也是卓越的外交家。郑和使团绝大部分由士兵组成，每次出航即将兵二万七千左右，显然负有重大的军事使命。但由于帖木儿东侵中断，追踪建文帝也毫无着落，所以原计划的军事目的始终没有结果。剩下的任务，即主要以和平方式恢复和发展藩属关系、重振“天朝大国”威望为主旨。为此，明王朝不惜巨资，通过郑和下西洋付出了极大代价。
    因此，郑和多年出使，尽管搜求珍禽异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13），破费钱财以数十万计。仅在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出航的筹备费用，就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14）。加上其他使臣的外事活动和明廷对朝贡者的大量恩赏，“岁时颁赐，库藏为虚”（15）。
    从明初经济复兴后的“库藏衍溢”，到下西洋数十年后的“库藏为虚”，反映了明帝国航海外交活动的巨大消耗性质。与此同时，作为郑和航海物质来源的官办工业，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也发生了危机。工匠为反抗封建人身束缚和官吏的层层盘剥，或粗制滥造，以示抗拒；或摆脱覊绊，大量失班逃亡。南京官办工业匠户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三十年间，即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以致龙江船厂“每一兴工，辄募外匠”（16）。官办工业的危机和国库的空虚，使郑和航海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发生动摇，并趋崩溃。宣德以后，国势渐衰，已无力远航了。这正是明帝国官方航海戛然而止的重要原因。
    西方航海发生在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因而它最初具有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但从其总体发展趋向来看，本质上属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前奏。这种扩张掠夺性质，使西方航海的物质基础从弱到强，甚至“在不垫付一个铜板的情况下”，从无到有，恶性膨胀。
    西方航海之初，西欧诸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以致最初与海外交易的物品，只不过是一些小钮扣和玻璃珠之类。因此，哥伦布曾在尼加拉瓜海岸，用三个铜质小铃去骗取印第安人的十七个金圈；麦哲伦在宿务岛也曾按十四磅黑铁去换取十五磅黄金的比价，与岛民们交易（17）。这种欺诈贸易常常以公开抢劫为补充，因此遭到土著人民的反抗。于是，依恃军事优势，对土著居民进行野蛮征服和血腥屠杀，就成为西欧航海者在“发现”地全部活动的主导方式。与此同时，西欧传教士常常与航海者并肩出现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宣扬“福音”，扩大信徒，与军事征服相辅相成。总之，西欧航海者通过血腥的利剑和十字架，为殖民事业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殖民主义远征军，踏着航海家们的足迹，已完成了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征服，分别建立了殖民大帝国。它们分别通过对东西航路的垄断，使殖民地的黄金白银和香料珠宝潮水般涌入母国，陡然成了暴发户。在新大陆发现后的百年以内，西班牙国库从中南美洲得到的金银，足以铺垫塞维尔城的街道。葡萄牙在1493-1600年间，单从非洲运回的黄金也高达二百七十六吨（18）；至于对东方香料贸易的独占，使它常常获得400％的利润。
    可见，西方航海的物质基础，并非像明帝国官方航海那样，始终建立在母国的财库之上，它后来就转移并完全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之上。随着西欧航海掠夺的进行，大批财富流回母国，财库不惟不空，而且日益充盈。航海者个人也多大发横财，名利双收，甚至有能力自己组织航海。同时，大量财富的输入给西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如十六世纪初年西班牙全境至少有六万台织机，仅塞维尔的呢绒业就拥有织机一万六千台，织工达到四万八千人（19）。类似情况在英法荷兰更为显著，从而为后来以商品和大炮为特征的航海殖民活动的继续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正是西方航海业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四
    十五、十六世纪的中西航海活动，分别是中西国家专制政权对外政策的集中体现，都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随着中西航海活动的发展，它们的实践效果所带来的利弊，乃是影响中西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着中西航海兴衰成败的不同命运。
    综观大航海时代中西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特点，可以看出，明帝国具有明显的间断性，西欧诸国则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由于明帝国官方航海乃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即专制政治的外延，所以它的兴废完全取决于专制帝王的个人意志，甚至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宫廷隐私。在构成郑和航海原因的诸要素中，与明成祖个人利害最为关切的，乃是在“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成为他皇权地位的直接威胁。时传建文帝自云南逃亡海外，故成祖内派胡{K516402.JPG}察访，外遣郑和追踪，达十余年之久。当二者均无结果，表明建文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以后，明成祖外遣郑和出使的兴趣已经大减；同时，下西洋的巨大消耗，业已引起大臣们的非议。于是，永乐十九年，正当郑和第六次出使之际，明成祖便接受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的上疏，把北京奉天等三殿火灾，迷信地看做是下西洋等“不便于民”的“时病”所引起的报应，遂敕命下洋宝船“暂行停止”（20）。大臣的非议、成祖的动摇，使郑和航海第一次受到冲击，成为中国官方航海事业衰落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