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的原因初探(4)
1424年成祖驾崩,政治保守的明仁宗在登基的同时,应大臣夏元吉之奏诏示天下:“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21),备赴西洋所用财物查收归库。随后,另遣郑和守备南京。使这位伟大航海家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岁月虚掷,长达八年之久。直到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忽然心血来潮:“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远者犹未朝贡”(22),于是,乃有郑和第七次远航活动。可见,明王朝的海外政策时断时续,郑和航海似乎可有可无。随着形势变化和皇权易手,需则行之,不需则停之,如此而已。因此,正是专制帝王的个人意志主宰了明帝国官方航海的命运,注定了中国航海业必然衰落的结局。1433年当郑和以身殉职后,明帝国下西洋壮举,顿成绝响。1436年明王朝将古里等十一国贡使,托附爪哇船分送回国。结果途中遇险:“遭风溺死者五十六人,存者八十三人。仍返广东,命所司廪给,俟便舟附归。”(23)堂堂大明帝国震撼世界的官方远洋航海事业,最后竟以此悲剧告终了。 反之,西欧君主们支持远洋航行,并非像大明皇帝们那样基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源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24)。它决定了在西欧社会必然会造就一批适应时代需要的热衷于航海事业的历史人物。因此,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欧诸国无论是远洋航行的支持者或实践者,均彼此相继,层出不穷。在郑和稍后的葡萄牙“航海者”亨利亲王是西方航海事业坚韧不拔的启迪者和组织者。他穷尽毕生精力,创办航海学校,重金聘请学者,锐意罗致人才,为葡萄牙培植了一大批航海技术人员,并“使西欧航海术在他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5),终于揭开了西方大航海的序幕,成为西欧“近代地理发现的鼻祖”。亨利亲王1418-1460年组织航海活动,历时达四十二年之久,虽王位三易而未中辍,始终不渝地沿非洲西岸向南推进。中经迪亚士到达好望角,终于在曼努尔一世时,由达·伽马航抵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东方印度,为葡人近达百年的探航努力结下了丰硕之果。葡萄牙不仅骤然暴富,而且属土也扩大了一千倍。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君主周围麇集着一批富有经济头脑的财政顾问和大臣,说服君主先后支持了哥伦布和和麦哲伦的计划。哥伦布为西班牙版图增添了一千七百个岛屿(26),麦哲伦则以生命的代价,使西班牙的殖民主义触角伸达远东的菲律宾。 西、葡两国通过航海殖民活动,在短暂的二、三十年内从偏处欧洲西南一隅的侷促状态,一跃而成最富强的世界帝国的巨大变化,使英法荷兰君主怦然心动。为了刺激航海业的发展,英国都铎王朝实行了船舶制造的津贴发放政策;在荷兰,甚至通过了“施行悬赏航海”法案(27)。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英法荷碍于西、葡分割世界条约的局限,只能派遣船队从东北或西北海域探索通达东方的航线。虽然收效甚微,但已初露西方航海日益发达之端倪。 于是,当中国航海业衰落不久,西欧航海业则蓬勃发展起来。在印度洋上,随着郑和时代的结束,“达·伽马时代”开始了。无论是明王朝的“海禁”政策,还是清王朝的闭关锁国,都无法将外来者拒之门外。不过,登门造访者,已不是“感沐天恩”的“藩国贡使”,而是攻城掠地的西方强人了。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页。 ②(15)《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③《明经世文编》卷二七○。 ④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四卷,第225页。 ⑥马基多维奇:《中南美洲发现与考察史》,《外国史学摘译》1978年第6期。 ⑦艾儒略:《职方外记》卷五,《海状》。 ⑧《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⑨(17)茨威格:《麦哲伦的功绩》第97页,第210页。 ⑩《共产产宣言》第27页。 (11)《世界史便览》第295页。 (12)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十八册第385页。 (13)(22)《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14)郑鹤声:《郑和家谱》,《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 (16)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三。 (18)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第425-426页。 (19)《中世纪历史文献》(俄文版)第三卷,第209页。 (20)《明成祖实录》卷一二○。 (21)《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23)《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4页。 (25)伊东俊太郎:《从科学史看大探险时代》,台湾《世界文明史》(图集)第十一册第43-45页。 (26)《哥伦布旅行记》(俄文版)第439页。 (27)大盐龟雄:《最新世界殖民史》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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