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世界史学术研究中，许多同志对一些极左的、教条式的结论，提出了新的见解，既活跃了学术讨论的气氛，又使许多问题获得正确的答案，对进一步开展世界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有些“新观点”却又有商讨的必要。例如，关于英国农民反对圈地运动斗争的性质问题，历来认为是农民反对封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正义斗争。近几年来，有的同志发表了“新”的看法，认为圈地运动既然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革命，是进步的、革命的运动，那么，农民反对圈地运动就必然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运动了，更进而认为，肯定农民反圈地斗争的正义性，只不过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埸，从同情农民的阶级感情出发的极左观点，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有商榷的必要。
    一、圈地运动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以血腥的暴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深入农村，使农村封建主义经济解体是以圈地运动的方式进行的。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形式，因为它一方面使大量的货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它使大量的劳动者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埸，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圈地运动确实是农业中的经济革命，是一埸变革生产关系的运动。
    但是，圈地运动是以残暴的、血腥的暴力来进行的。在英国农村，圈地运动之前，农村的土地基本上分为三部分：一是以敞田制为基础的耕地；二是公有的牧埸；三是森林、荒地和其他公用地。农民在收割之后，可以在耕地放牧，贫苦的农民还可以利用森林、荒地、公用地补贴家庭的收入。但是，自从圈地运动发生之后，一些贵族地主疯狂圈占村社公有地和农民的耕地，赶走农民、拆毁房屋、改耕地为牧埸。有一些商人也疯狂抢购土地。圈地放牧。这样，农民不仅失去了耕地，而且连使用公地来放牧、饲养家禽、打柴的权利都没有了。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到处流浪。正如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囊括几千英亩土地，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的家庭……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②然而，事实上农民连行乞的权利都没有。托马斯·莫尔在同一书中写道：“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③
    确实，许多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又因此而受到惩罚。从亨利七世开始就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至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曾下令规定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拖得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即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奴隶的主人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上或脸颊上打上s字样（英文奴隶slave的第一个字母）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 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以后伊丽莎白执政时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都颁布过类似的法令，有些法令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初。在这种恐怖法令下，成队的流浪者被处死。根据斯特来普的记载，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④。
    事实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⑤。我们必须看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被剥夺者的残酷剥夺和血腥统治。必须承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⑥资本主义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⑦
    二、农民反圈地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级对立性的表现
    农民在圈地运动中既失去土地，又遭受恐怖法律的迫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拿起武器起来斗争了。早在1381年，在英国历史上就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史称瓦特·泰勒起义。1536年约克郡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农民还迫使一些乡绅参加，乡绅罗伯特·阿斯克成为领袖。这次起义史称“求恩巡礼”，它形式上是天主教徒的反动运动，实则是穷苦的农民反对圈地的运动。1549年凯特领导的东部诺福克、苏福克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起义者激烈反对剥夺他们的土地。政府派了一万二千军队前往镇压，起义才失败了。
    至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中部的圈地进行得非常猛烈。因此，在中部诸州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1607年5月，诺森普顿、 瓦维克及列塞斯特等州的农民群众起来砍倒栅栏，填平沟洫，并且打开所有被圈的公共土地。瓦维克州的起义者还向各地的起义者发出一个宣言。宣言宣称：地主暴君剥夺了人民的生活资料，“他们把我们的肉体放在石头上细细研磨，为的是他们自己在肥胖的绵羊群中生活。他们把村庄弄得荒无人烟了，他们消灭了整个村庄，在它的废墟上设立牧羊埸，这对于我们国家是丝毫也没有裨益的。”⑧参加这次起义的人数越来越多，反抗运动如灯原之火，势不可挡，只是在政府调动了一些地方军队，并同时玩弄谈判欺骗手法才最后把起义镇压下去。在东部，沼泽地带很多，地主们借排水之机占领公地，农民只有以破坏排水工程与地主作斗争，有时甚至发生武装冲突，以武力夺取被占领的公共土地。在西南部，主要是国王的森林地带，农民在国王森林中享有“用益权”，但当国王出卖他的森林之后，新的主人便把森林围起来，农民的“用益权”便被取消了。因此，农民便联合起来，破坏森林围圈的栅栏。
    事实证明，自从发生圈地以来，只要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无处安身，农民就被逼上梁山，除了反抗、斗争，别无他途了。可见，农民反圈地斗争是为了反对新的剥削和压迫，为了维持生存权。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阶级的对立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反圈地斗争是“天然合理的”。对农民维护生存权的斗争，不应给予过多的谴责；更不能因而得出结论说农民反圈地斗争阻碍社会前进，说他是保守的、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