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反圈地斗争是希望以有利于农民的民主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农民反对圈地不仅是维护祖宗留下来的耕地，更主要的是要求土地所有权，希望自己获得一块土地以便自由地耕种，不受任何封建束缚，不需要向封建主缴纳地租、服劳役。换言之，农民要求的是资本主义的小土地所有制，因此农民反对圈地并不是反对在农村中进行农业革命，而是反对圈地的血腥暴行，是反对剥夺农民土地，反对有利于新贵族和农业资本家的方式，希望以有利于农民的民主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
    自圈地运动开始以来，历次农民运动所提出的口号和要求都反映了农民这一愿望。例如，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过程中，圣阿尔班斯修道院庄园的农民就要求有“自由出售自己所拥有的份地的权利”⑨。在农民的压力下，该庄园不得不颁发具有以上内容的证书。十六世纪初，在康伯兰和西莫兰两郡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公用地的圈占者”，并要求某些土地应凭租用权占有，地主只能得到不超过两年租金的“进庄费”。某些起义领袖甚至提议消灭全部贵族，以期今后不再需要向地主交“进庄费”⑩。由此可见，农民不仅反对圈地，同时还反对封建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奴役，因为他们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他们向往不受任何剥削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以求有平等生存的权利，为此，他们在反对封建贵族压迫、剥削的同时，就不得不起来反对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处流浪的圈地运动。虽然他们在起义中提不出完整的土地纲领，但从他们的口号中，完全可以看出农民要求的是小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成长并深入农村的情况下，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小土地所有制，而不可能恢复到封建主义的个体小生产者的地位。因此，农民反对圈地并不是反对在农村中进行农业革命，更不是希望恢复封建时代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同样要求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农民反对封建的压迫和剥削，要求土地和民主，还可以从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平等派、掘土派的纲领中得到证实。
    英国的农民，特别是自耕农，他们强烈地反对封建的剥削和压迫，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并成为革命军队--新模范军的主要成员，为推翻封建王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第一次内战结束之后，资产阶级企图阻止革命深入，完全不顾农民的要求，他们利用革命获得的权力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措施，极大损害人民的利益。于是，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穿军装的农民便组织平等派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他们提出了要求民主和土地的口号，他们的纲领指出：国家最高权力应属于人民，国会政权的活动应以人民的幸福为依据，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建立一院制的国会共和国。经济上要求取消专卖权，减少农民的税收，取消什一税，要求把国王的森林、土地作为偿付军队欠薪之用，把圈占的土地归还农民等等。这个纲领表明，城乡小资产阶级之所以积极参加革命，是对封建制度的不满，他们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
    又如，在革命过程中，还出现了代表贫苦农民的掘土派。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利用了农民希望推翻封建专制政权，获得土地的愿望，组织农民参加军队，利用军队打败了王党，取得了政权。可是，代替封建主而占据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上台之后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646年2月颁布的废除骑士领地法令， 只是取消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解除了地主对于国王的封建义务，把地主的封建财产改变为资产阶级的财产，而对于原来“骑士领地”上的公簿持有农的一切封建义务并未随之取消，农民必须继续给教会缴纳什一税，给地主缴纳地租，并负担其他一系列的封建义务。尽管，从1646年起广大农民就不断地提出了消灭公簿持有制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就出现了农民为获得土地而斗争的掘土派运动。
    1649年4月1日，杰拉德·温斯坦莱和爱威拉尔领导一群贫苦农民在伦敦附近塞雷乡间的圣·乔治山开垦荒地，并提出土地公有、共同工作和共同吃饭的口号，他们主张消灭土地不平等现象、消灭大地主的特权，不缴纳任何捐税。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耕种公共土地并组织农业公社的运动。虽然，掘土派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掘土派运动却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强烈要求。同时，它还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倾向，这是因为多灾多难的农民在反抗封建剥削及资产阶级新贵族强占土地的斗争中，很容易产生一切人对于财产有平等权利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这并不否定掘土派反封建的性质。
    据上所述，农民反圈地并不是希望保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甘愿在地主的土地上任地主去剥削，他们同样要求消灭封建专制制度，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除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封建义务，只是在如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方式上有所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农民反对圈地运动的斗争其性质不是保守的，更不是反动的，而是革命的，是要用革命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
    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是保守的反动的力量，而是一支主要的革命力量
    英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农民不是保守的、反动的力量，而是一支重要的革命主力。同样，农民之反圈地斗争，不是保守的、反动的，它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革命前夕，反圈地斗争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自十六世纪以来，反圈地斗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特别是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大，又出现了农民运动的高潮。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在东部五个州里，农民群众砸烂围圈公地的栅栏，甚至以武力夺回被圈占的公地。据记载，这样的斗争发生过二十次之多。总之，农民起义之频繁、规模之大、斗争程度之激烈，表明农民对现存制度极大的不满，他们要求具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要求摆脱封建义务，准备随时参加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从而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动摇了封建专制的基础，并在客观上配合了城市平民的起义，鼓舞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进一步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成熟，促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早日到来。
    农民反圈地运动的斗争，还使中部许多自耕农保存下来，以后便成为克伦威尔铁骑军的成员，并发展为新模范军的中坚，由于自耕农的积极参军，使军队的成份得到大大的改善，士气大大的提高，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正义的神圣事业的战士。所以，新模范军投入战斗后，战争的进程起了根本的变化，扭转了战败的局面。
    农民是反封建王朝的积极参加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革命，“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送上断头台。”（11）英国的农民大众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支持长期国会反对国王的一切斗争。1642年当国王带领士兵亲自到下院，准备逮捕皮姆和汉普顿等五名激进议员时，是伦敦的市民和伦敦郊区的农民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国王阴谋才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