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说史上，卢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被称为自文艺复兴以来先后对中世纪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改造的最后一个政治哲学家，同时又是创立国家和法的学说第一个近代政治哲学家。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的政治学的代表作。它包括了卢梭政治学说的全部成熟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内容。社会契约学说是卢梭的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
    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卢梭不仅接受了几乎两千年来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契约思想，而且深受日内瓦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法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与他个人的经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是以当时思想界广泛流行的社会契约学说作为立论基础的。但是，社会契约学说的渊源则可追溯到中世纪和古希腊的哲学。
    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璧鸠鲁和卢克莱修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有关社会契约和国家的起源的论述。
    柏拉图在其主要代表作《理想国》中描绘了一幅奴隶主贵族所响往的国家蓝图。柏拉图认为，国家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的需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给自足。他写道：“吾侪于建造之先（指建造国家--引者）当先一观国家之由。以余观之，国家之立，由于人类之必有待于互助。盖吾侪固各有所需。而无不他求而自足者。此非国家所由来之惟一原因乎。……人既各有所求，而又需多数他人供给之。于是各本其愿欲而合群而成团体。凡由此群此团体联络而成之全部，即名之曰国家”①。显然，柏拉图对国家起源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他已经承认国家是由人类组成，而不是由神创造的了。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智者安提封关于社会契约的一段有名的议论，他说：“遵守把公民们组织起来的国家的一切法律被认为是正义；但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正义对自己最有益；如果有人在场时就尊重法律，无人在场时就回复到自然状态。当回复到自然状态是出自内在的需要时，取消法律确是可以设想的。此外，取消法律不是某种自然的事情，是协议的结果；然而尊重自然乃是自然的，不是协议的结果。”②在安提封看来，“自然的”东西与人类法律规定的东西是完全对立的，法律给人套上枷锁，尊重自然则给人打开通往自由的道路，所以“自然的”东西是最高的正义。
    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智者吕科弗隆的记述：“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法律也只不过是简单的契约，或如智者吕科弗隆所说的，是个人权利的简单保证。”③
    到了中世纪，社会契约的思想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了。不过中世纪的社会契约说，其意义不同于古代。因为这个时期，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争论十分激烈，而且正是这一争论把社会契约和国家起源问题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在加尔文教徒柏尔·朗格的《反对暴君》，法国天主教反对派的代表鲍埃西的《自愿奴隶论》中都阐述了社会契约的思想。朗格认为，即使没有签订契约，它仍然是国家的存在本身的表现。按照自然权利，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决不会自愿服从暴力。王公们变成暴君时，也就破坏了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对于人民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鲍埃西认为，王公们是根据可以被废止的契约从人民那里取得政权的。但是，他们认为契约是由上帝、王公和人民共同签订的，而且力图证明教会的权利高于世俗的国家权利。
    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社会契约学说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形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大理论武装。他们以社会契约学说为理论根据，把个人利益与封建暴力对立起来，猛烈地抨击了国家起源于宗教的观念，确立了国家政权是世俗的和完全依赖于人民的理论。这时的社会契约学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强烈渴望政权的思想。卢梭除接受了几乎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史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契约思想外，正是这一时代特点和法国、日内瓦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他个人的经历，促进了卢梭社会契约学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