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日本史的原始材料来说，《魏志·倭人传》无疑是非常可宝贵的。但是从广泛的中国文献来说，它只是许许多多文献当中的一种。《魏志·倭人传》之外，《山海经》、《史记》、《汉书》、《宋书》、《梁书》、《隋书》……这些材料同属于第一手材料，《山海经》是战国的记录，《史记》是西汉的记录，《汉书》是东汉初年的记录。……都有其重要性，不宜有所轩轾。《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木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到了秦始皇时就派人入海求神仙，“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这种神话传说并不全是空想，“可望不可即，”牵涉到海流和航海术等等方面，还不能轻易斥为荒诞。但是，文献所记确有一些无稽之谈，也不能毫无批判，都加以肯定。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也应该有明确的界限。
    二
    《魏志·倭人传》是研究日本历史的重要材料。根据《太平御览》、《翰苑》等古类书及裴松之所引，这篇文章实以鱼豢《魏略》为蓝本，经日本和中国学者研究，大体可信。鱼豢，曹魏时人，事迹不详。《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一般从事目录学的人，多依其说（侯康、章宗源、姚振宗皆同）。但细查《魏略》原文，则与《史通》所记有异。如《魏志常林传注》所引时苗、沐並事、《杜恕传注》所引乐详事，《梁习传注》所引王思事，均在正始（240-248）中；《仓慈传注》引皇甫隆事，《常林传注》引沐並事，《胡昭传注》引焦先、扈累事，《夏侯玄传注》引许允事、《杜恕传注》引孟康事、《御览》卷248引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事，均在嘉平（249-253）中；《魏志·母丘俭传注》引司马师之死，则在正元二年（255）；《贾逵传注》引：“车驾东征屯项，复入（贾）逵祠下”，则已及甘露二年（257）。正始、嘉平、 正元是齐王芳年号，甘露是高贵乡公年号，《魏略》不仅记到公元257年， 而且书中称司马昭为司马文王，为上，则其成书已至晋初。《史通》定鱼豢为明帝时人，造成不少混乱，这是必须订正的。陈寿看到《魏略》，以《魏略》为蓝本，有删也有补，删削之例，如《翰苑》所引《魏略》“男子皆黥面文身”下有“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十字；又“人性耆酒”以下，裴注引《魏略》曰：“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这些字句，都是《魏略》原有，而被陈寿删去的。景初二年六月的纪事，情况则又与上不同。从其年月来说，不外景初、正始，都属於《魏略》的记述范围，也可以说是《魏略》所原有。但是，魏室颁发给倭女王的诏书，属於国家档案，鱼豢私人撰史，也未必能够随意利用，因而有的同志认为这段文字出於陈寿追补。这种意见是值得倾听的①。《倭人传》还提到“住（当作往）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住七八十年”，《后汉书》改作“桓灵间”；《御览》卷782引作“汉灵帝光和中”，《梁书》、《北史》并同。按光和首尾六年（178-183），从光和六年（183）数至西晋泰始元年（265），共八十二年， 这种叙述当出自鱼豢之手。据《华阳国志》所记：“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蜀、吴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中书监荀勗，令张华深爱之”。又云：“寿《魏志》有失勗意，勗不欲其处内，表为长广大守。”据《晋书荀勗传》勗以“太康十年卒（289）”，可见《三国志》的成书约在太康十年（289）之前。《后汉书》的成书在《三国志》以后约156年，（从太康十年算到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当然看过《三国志》，可是范晔的书主要以《魏略》为蓝本，进行加工，改定顺序，有所增删。前人论述《后汉书》与《魏略》的沿袭关系，大致可以成立。说他所增东汉几条史实，完全出於《魏略》，就不见得。“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永初元年倭奴国遣使奉献”。不仅见于《后汉书》传纪，也见于袁宏《后汉纪》，《东观汉记》应该是他们的共同蓝本，不能诿之于《魏略》。另外，对于范晔所改定，也不宜过分挑剔。大约《后汉书》所书：“自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至拘奴国”一段或许有问题，其除大体妥当，基本精神和《魏略》是一致的。《晋书》、《梁书》、《北史》介绍倭国的情况，除分别增加当代史实外，大体上沿用《魏志》，《通典》则兼采《魏志》和《后汉书》，在引用当中，各书往往弄错。如《晋书》云：“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是误将对马国的事，扩大到倭人国全体。《梁书》云：“乍东乍南”，乃是“乍南乍东”之误。
    今本《魏志·倭人传》存在着一些错误。从它的性质来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原书的错误，一种是传写的错误。传写的错误通过细致的校勘，基本上可以改正，恢复唐本的本来面目。而原本的错误，却又是一个问题。凡是传写错的，一定要改，原本错的，就不能改，可改可不改的也不必改，没有错的，当然不能改。例如景初二年六月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诣带方郡一事，《通典》及《册府元龟》均作景初二年，而《御览》引作“景初三年，公孙渊死，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言（当作诣）郡”云云，《梁书》作“至魏景初三年，公孙渊诛后，卑弥呼始遣使朝贡。”诸家议改二年为三年，这样就出现不少问题。因为如果二年说可靠，则二年十二月颁发诏书的是魏明帝曹叡，清人严可均就是这样看的，他在《全三国文》中把这篇诏书放在魏明帝名下。如果说三年可靠，那么这篇诏书就该是齐王芳颁发的了。当然，由谁颁发还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在二年六月有没有可能。考《魏志·明帝纪》，司马懿破公孙渊在景初二年八月丙寅，增爵受封在同年十一月。粗看下去，女王卑弥呼的使者，六月份到不了带方郡，但《魏志·东夷传》明说：“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是在景初二年正月出发的，刘昕诸人与司马懿互相呼应，消灭公孙渊所控制的地方势力，其进兵也不可能太晚。卑弥呼的使者六月到带方郡是有可能的。正因为倭国女王积极向魏表示友好，故魏室册封她为亲魏倭王，并且郑重地报以“好物”。太守刘夏和太守刘昕应该是同一人，夏昕二字必有一误。但是如果不改的话，在景初二年十二月下诏，到正始元年太守弓遵派遣梯儁等出使倭国，中间相隔一年，似又时间过长。也不无矛盾。总之，这个字是可改可不改的字，不是非改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