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说法，我在这里举出中国的文献，进行补充。成书于明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的《天下一统志》首载天下一统之图，它把日本画在朝鲜之南，江苏、浙江之东，琉球之北。（见图一）可以和上述地图参看。
    （图一）
    此外，还有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刊行，张天复所著的《皇舆考》，在其卷十二的东南滨海诸夷图，画法也很特殊。（见图二）它把日本画在浙江、福建、广东之南，和安南同列；把琉球画在日本之南，和占城同列。这种地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都属於同一系统，详略彼此不同，方向都是一致的。看了这些图，就可以了解《倭人传》说南不说东的缘故。
    （图二）
    至於明代文献，一般都认为日本去闽浙近，去辽东远。陈循等《寰宇通志》卷116云：“其地去辽东甚远，而去闽浙甚近。其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自六朝及今则多从南道温州、宁波入焉。”
    廖世昭：《大明一统志略》云：
    “其国四际皆海，去辽东远，浙闽近，其朝贡由浙宁波达於京师。”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24云：
    “倭之始通中国实由辽东，由六朝及今乃从南道浮海，卒自宁波，温州以入，东北风迅，自彼来此，约可四五日程。而西南风迅，自此之彼，亦四五日程。盖其去辽东甚远，而去闽浙甚迩。……其西北至高丽也，为由对马岛开洋，顺风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萨摩州开洋，顺风七日。其贡使之来，必由博多开洋，历五岛西入中国。……大抵倭舶之来恒在清明之后，前乎此风候不常，难準定。清明后多东北风，且积久不变。过五月风南来，不利于行矣。重阳后风亦有东北者，过十月风自西北，亦非倭所利矣。……其帆樯所向，一视乎风。”
    尽管明代中日之间来往频繁，但当时对日本的地理位置还有些模糊不清之处，因此对《倭人传》的记载也就无可厚非了。
    关於邪马台之在大和而不在九州，在考古学上还存在着古坟、古镜、大刀等等论证，足以令人信服。女王卑弥呼的大冢，经百余步；曹魏所赠的铜镜百枚，过去都是书面上的东西，现在逐渐找到了实物。所谓大冢，考古学者认为就是园冢或前方后园冢。所谓铜镜，现已发现魏型镜三角缘神兽镜有四百枚之多，而景初三年和正始元年镜的出土，更引起人们的注目。这些铜镜绝大多数在本州出土，不少材料说明，相同铸型的镜，以日本畿内古坟为中心向各地放散。这种现象能够确切反映什么地方应该是当时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殉葬奴婢百余人的大墓没有发现，我认为那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考古材料陆续发现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奇异的现象。例如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出土的为数颇多，相反地在中国迄今一枚都没有发现，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没有直接材料，只好用间接材料来证明。我想这还与倭人国上层人士的喜好有关。明人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4倭好项，历举当时中日贸易中国商品， 哪些是受欢迎的，哪些是不受欢迎的，很可以供人启发。他说：
    1.“绢，所以为织绢紵之用也。盖彼国中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寡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紵，但充裹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2.布，染彼国花样，作正衣服之用。
    3.锦绣，优人剧戏用之，衣服不用。
    4.磁器，择花样而用之。香炉以小竹节为尚，碗碟以菊花棱为尚，……制若非觚，虽官窑不喜也。
    5.古文钱，倭不自铸钱，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惟不用永乐、开元二种。
    6.古名画，最喜小者，盖其书房精洁，悬此以为清雅，然非落欵图书不用。
    7.药材、诸昧俱有，惟无川芎。……此其至难至贵者也。其次则甘草。……”（下略）三角缘神兽镜所以流行于日本，而中国尚未发现者，或与此有关。但是也要知道，三国时期由政府控制工匠，尚方以外的民间手工业不甚发达，这些镜鉴多出尚方，不一定在市上贩卖，这也是它流行较少的原因。但最后解决问题，还要依靠今后的考古发掘。